8月4日，宋仁德（左一）给优良牦牛种牛进行身体指标测定。杨玉文摄

　　今年，是宋仁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畜牧兽医工作站（以下简称玉树畜牧兽医工作站）工作的第32个年头。

　　这32年来，他一直坚守在畜牧业一线，白天忙站里的工作、晚上搞科研。三江源区生态保护、畜牧技术研发与推广、动物疫病防控、卫生监督管理……这些都是他要忙的事。如今，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玉树综合试验站站长一职也落到他身上。

　　“时间太不够用了，每晚12点前就没睡过觉。”这次采访约在周六清晨，这还是宋仁德使劲挤出来的一点儿时间。

　　辛苦的付出换来的是同等的回报。近几年，他研发申请了4项专利，入选了7个国家级和省部级人才计划工程，获得的国内外科技奖有9个，主持完成的研究项目更是不计其数。

　　采访中，宋仁德以一句“乱七八糟干了很多”，将这些成就粗略带过，只在科技成果转化上，多提了几句。这几年最令他自豪的是，通过畜牧技术的研发，让高寒地带的母牛损亡率降低2.5%、繁殖率提高26.9%，牦牛出栏率增加45%，项目区因此平均每年增收139.77万元。

　　宋仁德的愿望很简单，在维护好草原生态的前提下，他想让这里的老百姓养好羊、养好牛，过上好日子。“我会一直在这儿待下去的。”他说。

　　初次下乡调研，差点儿有去无回

　　时间回到32年前。

　　1986年，刚从畜牧专业毕业的宋仁德主动请缨到偏远的玉树畜牧兽医工作站工作。“当时我就是想着，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来改善这里家畜的生产状况，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说。

　　宋仁德在玉树的成长很快。在工作站待了一年后，他便被派到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附近的乡村做农牧业资源调查。但这次下乡，差点儿让宋仁德有去无回。

　　当时正值初夏，高原地里的冻层开始融化。在宋仁德与6名同事乘卡车往返的途中，须经过一片海拔在4400米以上、长度约120公里的沼泽地。出发时，这片沼泽地还是冻结的，但当他们完成15天的调研工作返程时，冻层融化了。车子一开进去，就陷进泥里出不来。

　　那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区域，当年通信还没有如今这般便利，没有手机与外界联络，一车人几近处在绝境之中。无奈之下，一群人只好把衣服脱掉放进麻袋里，将其垫在车轮下面，努力让车冲出沼泽。为避免车辆中途再次陷入沼泽，司机踩油门冲出去后，直开到四五公里外还未解冻的高坡上才敢停下。

　　除司机外的其他人则迅速将衣服从麻袋取出、拧干，一边穿，一边跟在车后面追，直追到高坡上才能坐上车歇会儿。但高地面积小，车开不了一会儿，又陷入沼泽里，一群人又得下来弄车，如此反反复复。

　　“绝望啊。”宋仁德在讲述这段经历时说，如果当天出不去，就可能会饿死、累死在那儿。最后，在强烈的求生欲驱使下，他们这样走走停停，终于在16个小时后脱险。

　　“到下一个营地时，几个人连帐篷都没力气搭了，直接摊在地上休息。”宋仁德回忆到这里时笑道，“后来类似的情况我遇到过太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畜牧业的基础研究，太薄弱！”

　　1999年，宋仁德被公派留学日本。2007年，他结束在日本的博士后工作并归国，婉拒多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邀请，再次选择回到玉树州基层工作。

　　这一待，就待到现在。

　　“我看准的就是基础研究。”在宋仁德看来，不论是对相关政策的科学制定，还是在科研领域中，基础研究都非常重要。

　　“畜牧业的基础研究，太薄弱了。”宋仁德说，草原上的野外调查，没有个七八年，是难以得出准确结论的，而国内的科研项目通常得三年结项，因此做这块基础研究的人很少。

　　记者了解到，去年站里结束的“牦牛藏羊的放牧行为对高寒草甸的影响”实验项目，就连续做了12年。而像这样的情况，在宋仁德主持的基础研究中，是很常见的。

　　事实上，不只是限期原因，野外调查的辛苦与繁琐，也让多数科研人员望而却步。

　　就拿前述的实验项目来说。在调查牦牛的放牧行为模式时，宋仁德带领团队兵分四路，平均每5人跟踪一头牦牛，对其43种行为进行了72小时不间断的观察，每2分钟就需记录一次数据。“调查时团队成员眼睛都不敢随意挪动，就怕漏掉数据。”宋仁德说。

　　平时，宋仁德不是忙站里的各项工作，就是到乡里的牧场做调研和技术指导，极少有时间照顾远在西宁市的一双儿女。好在，如今两个孩子都已长大，大女儿去日本留学，小儿子刚刚参军。而宋仁德与妻子将继续驻扎在基层，为这片高原奉献自己的一生。（实习生 刘雨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