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京东10个月大时,爷爷就去世了。对于马春苓参加一战的那段经历,他是从这些老物件以及家人的口述中了解到的。1917年10月,临朐县胡梅涧村村民马春苓和同村11名村民报名参加英国招募华工活动。按照《招工合同》,工人们每月可以领到12块大洋,他们在中国的家属每月也有10块大洋的养家费。

　　对于那时普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很多华工寄希望以此缓解家中的经济压力甚至改变命运。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是常年研究一战华工的权威专家,他介绍,华工主要来自农村,绝大多数目不识丁、淳朴老实、任劳任怨,渴望能到法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被招募的华工中有一部分是军人或当过兵；另外很大一部分是技术工人,包括木匠、铁匠、机械师等；甚至还有一部分华工曾在中国拥有体面的工作,如教师、文员等。这些人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尤其是盼望在西方世界获得一些新知识。

　　马春苓就属于后者。作为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他“朝夕讲诵地理,而授者听者,皆恍惚无证”,去欧洲不仅是为了挣钱,也是为了圆自己的“环游之志”。

　　同为乡村教师的华工孙干来自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和尚房村,在他8万多字的《欧战华工记》中也表达了他游历欧洲考察教育的初衷:“尤以非身临英、美、法、德其境,以观察之,不足以明其教育之真谛也。”

　　然而,想要成为英法雇佣的劳工,竞争异常激烈。据《纽约时报》1917年2月的报道称,只有“那些经过层层筛选之后留下的华工”才有机会前往法国,其中“大部分人”身高超过六英尺。

　　法国和英国都想招到身体素质最好的华工,因此都把华北地区特别是山东作为主要招工地,因为山东人体格强壮,吃苦耐劳,并且能习惯法国的气候。

　　一位英国军官这样描述华工招募现场的场景:应征者“在接待处的棚子中经过分组后被依次带入位于兵站中央的一间屋子,在房间里,应征者们脱光衣服,全身赤裸,并按统一的方式接受英国军医们的仔细检查。应征者可能会因为21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落选,包括肺结核、支气管炎、沙眼、疟疾和牙齿不好等。”

　　经过体检、剪掉辫子、清洗全身、再次体检后,入选的华工每人领到一个刻有身份编号的铜手镯和一套干净的衣服。就这样,毕粹德、马春苓、孙干等14万华工开始了他们的“艰辛之旅”,一部分华工途径苏伊士运河或者好望角到达法国,而大多数则是跨越太平洋,穿过加拿大,再横跨大西洋前往法国。旅程充满艰辛,华工不仅要忍受波涛汹涌的大海,还要面临德国潜艇的威胁,最终抵达一战西线战场。

　　西线战场上的“中国苦力”

　　1917年12月,在经历两个多月的漫长征途后,运载着3400多名华工的客轮抵达法国,马春苓很快被分派到了北部加来省一家工厂负责运输木材。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里距离“战线尚百余里,故未冒子弹之险,未遭颠沛之苦。”即便是这样,华工依然能嗅到硝烟的味道,甚至面临来自炮击轰炸和毒气弹的死亡威胁。

　　马京东念到一段爷爷不敢脱衣就寝的文字:“弹壳如雨,为害最烈,故各营之中皆备地穴或沙屋以避之。如炸弹掷下,离之五十步或能无恙,一夜之间常奔避数次,故在该地驻七八月,未尝解衣而寝。”

　　孙干曾作诗一首描述头顶战斗机横行的日子:“一日迁徙二日挪,隆隆雷电何其多。伟大蜻蜓蔽天日,尾泻青烟快于梭。空中行列如蚁卵,时遭焚毁遇天火。”

　　尽管身在混乱、时而危险的工作环境中,常常被西方人蔑称为“苦力”(coolies)“中国佬”(Chinks),华工们仍然创造了巨大的功绩。一本由英国军方1918年编写的《关于华工的信息》的小册子称,中国人“吃苦耐劳,心灵手巧,如果管理得当,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人……他们的能力令人惊讶。”

　　了解华工们的日常工作,英国人约翰·德·露西珍藏的照片更加直观。2018年10月底,一场在山东威海召开的一战华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见到了这位一战英国军官的后代。“我爷爷威廉·詹姆斯·霍金斯是一名一战军官,他汉语流利,与中国劳工军团共处了三年。2014年,我在伦敦家中偶然发现十几张玻璃幻灯片,这些爷爷拍摄的照片上的主人公正是中国劳工。”露西说。

　　在这些珍贵的老照片上,华工们在欧洲战场从事着多种多样的工作:挖战壕,修铁路,装卸货物,在火药厂、兵工厂、化工厂和造纸厂等地方工作,有的华工甚至成为修理坦克、飞机的熟练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大约1500天,但是对于许多华工来说,他们的战争记忆是更为漫长、恐怖的,因为他们战后还要留下打扫战场,埋葬死者。“战后有成千上万被废弃的炮弹,‘华工军团’的任务就是清除那些尚未爆炸的炮弹,这非常危险。”露西说。

　　许多为英军服务的华工在法国一直工作到了1920年,而大部分为法军服务的华工做到了1922年。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尚不确定战时究竟有多少华工在法国为协约国的事业献身。徐国琦说,可以确信,由于敌军炮火、瘟疫和伤病,至少有3000名中国人在欧洲或是去欧洲的路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据上峪村华工后裔回忆说,程玲的爷爷毕粹德战时担任炊事员工作,在野外做饭时被炸弹炸死。与毕粹德埋葬在一起的华工多为同一天去世,程玲推测他们可能是同时牺牲的。

　　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在一战期间,此前甚至很少踏出自己所居住过村镇的华工们,一步来到被称为西方文明中心的欧洲,但文明的西方此时却陷入可怕的战争泥淖。面对文化冲击,他们所看到的一切,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新鲜而陌生的。食物、语言、习俗等等,都是全新的挑战。

　　“在营盘,二十五人一顿一桶饭,一人仅分小半碗,菜蔬葱地蛋(土豆),有肉常缺盐,分回吉司(芝士)各数天,饭量大的饿得头晕眼花没人管。”孙干的孙子孙光隆年幼时与爷爷生活在小山村和尚房,孙干经常会教他唱自己空闲时写的华工歌或打油诗,这首饭食歌讲的就是华工吃不饱的无奈。

　　“我爷爷说中国人吃苦耐劳,一天能顶四五个外国人的工作量,能干也能吃。”孙光隆说,战时,英法都面临着严重的食物短缺,甚至不够供应作战部队。华工爱吃主食,饭量较大,加之西餐不适应,一顿只能吃个二三成饱,“肚腹初尝食物,食欲方兴,食物已罄,疾苦之腹更痛。”

　　思乡之情一直在华工中蔓延,最令他们沮丧的还是无法向西方人表达自己的想法。当时一位基督教青年会成员记录道,“不论我走到哪里,只要他们发现我会说汉语,都会一成不变地问我两个问题‘现在哪一边打赢了?’还有‘我们什么时候能回中国?’”

　　学者研究发现,基督教青年会在用教育、体育、娱乐等方式丰富华工生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透过老照片,可以看到华工们带有中国特色的业余生活——跳秧歌、玩杂技、摔跤、举办风筝比赛、戏曲表演,甚至用炮弹壳制作花瓶,形成了让西方人惊叹的“战壕艺术”。除此之外,在基督教青年会进入华工生活不久,华工们就学会了踢足球、打排球、玩跳棋、拳击、下国际象棋等等,这些体育项目让他们锻炼身体,更教会了他们欧洲人如何在户外享受生活。

　　孙干就曾在法国协助基督教青年会教育华工。“爷爷是华工中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他不光利用战争间隙为不识字的华工代写家书、记账、起草诉状,发现华工沾染赌博习气,便以《告白书》形式劝解同胞。他自己还身体力行举办培训班,教华工学中英文。”孙光隆说。

　　历史学家认为,华工在欧洲的经历可以被视为一次受教育的历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这里学会了识字和阅读。他们抵达法国时,华工中的识字率只有20%,但到1921年,已经提高到38%。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新的思维方式,甚至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1919年9月15日,孙干回到阔别了两年多的老家,开始整理自己在法国的劳工经历和观察到的一切,形成书稿。生于耕读之家,完成欧洲教育考察的他更加坚定了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继续在小学任教,成为一位富有实干精神的平民教育家。他认为,“先进之国家,必有先进之科学,欲有先进之科学,必有先进之教育。”

　　“我的爷爷从欧洲回来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救国思想,生于内外交困、风云际会的时代,他作为一个平头百姓能做的并不多,但是现在看已经很先锋了。”孙光隆介绍,为了开化民智,孙干在工作之余还在赶集的山道上摆摊,教往来路人识字,并和妻子自费创办了博山第一所乡村女子学校,这在当时受到村民的欢迎。而同年回到临朐县胡梅涧村的马春苓不但继续教书育人,还让家中女人不再缠足。

　　一位名叫傅省三的华工这样写道:以前华工只知道女子缠足为美,现在看见了西洋女兵、女农、女医等因为天足可以与男人并肩工作劳动,才意识到以前的想法错了。“一辈子教书育人的爷爷可以说是当时的乡贤,他‘下欧洲’回来后身体力行教育了我们后人。桃李遍天下,非常受人尊重。爷爷去世的时候,来告别的队伍长达二三百米,从家里一直排到了村子口。”马京东说。

　　旅欧不仅开阔了他们作为教育者的眼界,为农村扫盲、育人、培养了大量人才,更让他们很多人成了爱国者。1937年,日军占领博山,时任小学校长的孙干坚决拒绝出任博山县维持会长的要求,投奔沂源解放区,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救亡工作；马春苓送自己18岁的长子马传宗参军报国,儿子最终牺牲在淮海战役战场上。马京东说,概括爷爷的一生就是他经常说的那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战后,华工招募国开始担心14万华工作为西方文明的诠释者将如何讲述他们眼中的欧洲,但是中国的社会精英们则对华工的觉醒欢呼雀跃。除了为乡土中国带来积极变化,回到城市中的华工也展现了自己的新精神。

　　1919年9月,归国华工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归国华工工会,每周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如何维护自身权益。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现代工会之一,拥有约1600名成员,都是刚从法国回来的华工。徐国琦说,华工们知道,他们必须自己为自己的目标奋斗,自己拯救自己的命运,而他们的行动或多或少得益于在欧洲的经历。有学者认为,那些“中国劳工世界暴风雨中的海燕”在欧洲的经历,使他们在上海工会的组织化以及罢工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华工参与并见证了一战,我们有话语权来探讨战争与和平”

　　“吾十余万华工,离祖国,涉重洋,冒锋镝,历艰险,出生入死,参加欧洲大战,以博无上之荣誉,此实为吾国外交一页光荣史也。”时任华工翻译的顾杏卿在《欧战工作回忆录》自序中如此写道。

　　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华工后裔以至于中国人应当如何看待一战华工?

　　2008年,程玲在法国为爷爷扫墓时,法国欧华历史学会华侨曾作诗:今朝祭拜了心愿,历尽沧桑友谊珍。喜泪飞流同振奋,中华崛起发豪吟。“在爷爷长眠的墓地里,华工墓碑上刻着‘永垂不朽’‘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虽死犹生’等字样,虽然我现在连爷爷的模样都不知道,但是他们捍卫文明和自由的经历已经被历史记住了。”程玲说。

　　“我认为爷爷他们那些华工是伟大的一代人,他们参与了一战,流血流汗地参与拯救了欧洲,某种程度上他们就代表了中国。”马京东说。

　　露西退休后,讲述华工故事、还原华工历史成了他新的工作,“华工是一群在一战中被遗忘的人,他们在西线战场从事艰辛的工作却又默默无闻。我公布爷爷拍摄的这些照片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他们为西方文明所做的贡献。”

　　尽管华工被称为苦力,但是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不仅吃了苦,还有巨大的影响力。徐国琦认为,因为华工,中国让英法等国免于人力资源破产的风险,参与拯救欧洲,向世界展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景和能力,同时,中国由此可以向德国宣战,名正言顺地成了一战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义正词严地要求国际社会主持中国公道。

　　14万华工就是14万使者。美国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月报》在1918年宣布,华工是中国连接世界的桥梁。“西方一直认为一战奠定了现代国际体系,比二战都要重要。一战结束后,西方一直在反思,为什么人类要爆发这么惨烈的战争?而中国华工参与并见证了一战,我们有话语权来探讨战争与和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张俊义说。

　　近年来,从学术界到政界,东方或西方,华工的历史意义越来越受到认可,纪念华工的活动受到更多人关注。

　　去年11月,欧洲首座一战华工雕像在比利时波普林格市揭幕；英国也在纪念一战停战99周年的正式活动中首次纪念一战华工；今年9月,一战华工雕像在巴黎里昂火车站落成。2018年年初,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向一战赴法华工致敬,表示“在这苦难的时刻,他们是我们的兄弟”。

　　在和尚房村的山间墓地里,孙光隆和妻子带着比利时博普林格市政府赠予的纪念牌来到孙干墓前祭拜；而此时,马京东和程玲正在8000公里外的欧洲参加一战华工史料图片展,重走先辈的欧洲之路,向世界讲述华工们的传奇故事,缅怀这段应该被铭刻的历史。（本报记者邓卫华、王阳）(参与采写:王欢、王子辰、李永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