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任不“过瘾”再来一任

　　九月的大同市天镇县,空气中透着厚厚的凉意。风一吹,金黄色的秋叶纷纷落下。日头已偏西,但葛家屯村第一书记吕文忠仍在带着村民们大扫除,偶尔吆喝一嗓子,声音传得很远。

　　这个黝黑精瘦的小个子,有着与自己身材不相称的大嗓门,两眼中透着一股韧劲。

　　“搞干净点,脏兮兮的,咱们的饺子、帽子,谁敢买。”吕文忠一张口,在他身边的村民郝玉婵马上抱怨:“吕书记,你调门低一点,耳朵都震聋了。”随即,人群中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

　　与江英弟不同,从部队转业到山西忻州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的吕文忠选择了连任。过去两年,葛家屯村变了,192户贫困户中有161户脱了贫。但吕文忠觉得不够,他想带着葛家屯整村脱贫。

　　从农村走出来,如今再回到农村,吕文忠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北方农村大多十分相似,一切都看起来那么亲切。陌生的是,这里的村民终究不是记忆中的街坊邻里。

　　这种浓厚的农村情结,源自于他特殊的儿时经历。

　　吕文忠自小生长在甘肃的大山深处。两岁时,因为贫穷,他被母亲抛弃。16岁时,同样因为贫穷,他拿着养母让他到镇上买油渣喂猪的10元钱离家出走。一路上,他在甘肃要过饭,在宁夏刷过盘子,在新疆摘过棉花,在内蒙古放过羊。直到19岁时,他才揣着挣的2600元钱回家交给养母,然后毅然去当兵。

　　“在外3年,我受尽了贫穷的屈辱,我站在家门口的山顶上喊,吕文忠你一定要跳出这座大山,当兵是我唯一的出路。”

　　尽管从部队转业后,吕文忠留在了山西。但多年来,那些曾经历过的贫穷一直在他心里挥之不去。他憎恨贫困,更同情贫苦。所以,2015年听说单位要选派第一书记驻村扶贫时,吕文忠第一个报名参加,被派到葛家屯村。

　　葛家屯村位于天镇县东北角,人多地少,是有名的矛盾突出村。全村人口940户2829人,目前贫困户还剩31户67人。

　　第一书记见村民,要带点“见面礼”。进村前,单位给吕文忠准备了一车“扶贫粮”。尽管吕文忠有思想准备,但进村第一天,村民们还是迎头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谁也不听号令,一哄而上争粮。

　　两年来,那一幕一直深深印在吕文忠的脑海中。这是他扶贫的动力,也是他连任的原因。他说,不能怪村民们,都是穷怕了。

　　村子越大,往往矛盾越多,驻村扶贫起步也越难。争粮,吕文忠不怕,无非是发粮方式不同。真正让他犯难的是,当他一个人背着包入户走访时,贫困户都不敢说实话。

　　“我问他们,听说村里来了个第一书记,你们知道吗?他们都说知道,给我们办的事可多了。我只能说,我就是新来的第一书记,第一天上门,咋给你们办事啊。”

　　村民们不敢说实话,是因为被欺负怕了。葛家屯村过去有水霸,村民们吃水都要花钱买,水价说涨就涨,谁不服,就得吃苦头。吕文忠知道后火冒三丈,和驻村扶贫工作队、新任村支书一起,硬生生把水井从水霸手里“抢”了回来,让村民免费吃上了水。

　　在农村,能给村民办成事,为村民撑腰,就能赢得信任。但要办成事,有时也得学会斗智斗勇。这一点,葛家屯村民王艳弟打心底里佩服吕文忠,觉得他“个子虽小,但有胆气,贼”。

　　贫困村男人娶媳妇不容易,大多怕老婆,农村出来的吕文忠深知这一点。他做事从不跟村民硬来,而是“群众的矛盾,还得让群众自己来解决”。

　　进村第一天,吕文忠就留意到一个细节。村里的女人大都喜欢跳广场舞,但一不专业,二没场地设备,基本上是瞎跳。吕文忠先给村里修了广场,然后组织妇女们成立了天镇县第一家农村女子锣鼓队,申请1万元钱给她们购买了服装设备,请专业老师教她们跳舞,组织她们外出表演,挣了7万多元钱。

　　能娱乐,能挣钱。搞活一个小小的广场舞,一下子让妇女们站到了吕文忠一边,都愿听他讲话。

　　去年,葛家屯村修路,要占地。可地里玉米长势正旺,村民们挡着不让修。吕文忠只好找锣鼓队的妇女们,“请大婶大姐们帮个忙”。结果第二天5点钟,一帮妇女们挥舞着镰刀到田里,二话不说,把玉米直接给砍了,谁家男人也不敢吭气,路顺利开工建成。

　　路通了,心齐了。吕文忠趁热打铁,组织妇女成立了手工饺子合作社,村里还引进了一家帽子加工厂。眼下,吕文忠正在帮葛家屯村把手工饺子打入山西56个高速服务区,一旦成功,每天可销售近3000斤水饺,提供50多个就业岗位。而帽子加工厂也已吸纳22名贫困人口就业,每人每月收入2000元钱。

　　“驻村干部如何在矛盾突出村打开局面?”吕文忠的经验是,第一书记要有一身侠气,给村民撑腰,承诺的事一定要兑现,善做妇女工作,这样就能在村里站稳脚跟。

　　微店扶贫填平心中“代沟”

　　在一条上坡的土路上,一个瘦弱的男子脸朝前,弓着身子走着,肩上挑着一担水,一个老人在前面带路。

　　这是一张照片定格的瞬间。画面中的男子叫张俊强,是吕梁市文水县安监局派到兴县康宁镇赵家沟村的第一书记。这个年轻人身高1米78,体重只有59公斤。一担水60斤,对他并不轻松。但村里老人吃水挑不动,他只能硬撑。

　　1982年出生的张俊强是个典型的80后,即便生长在农村,也没干过多少重活。

　　他们这代人是“在互联网中长大的第一代”,曾被贴上浮夸、任性、娇惯,甚至是“迷惘的一代”等各种标签。这意味着,张俊强驻村扶贫面临的挑战更大。

　　贫困村大多是留守老人,60岁在村里算是年轻“后生”。面对一群父亲辈、爷爷辈的老人,代沟是张俊强最大的障碍。“这种代沟不是年龄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张俊强说,彼此眼界不同,观念不通,想要想法一致难上加难。

　　但当岁月沉淀、洗尽铅华,这个80后在扶贫路上却一点都不娇气、迷惘。

　　赵家沟村坐落在一个很深的谷底,葱茏的树木将村庄遮得严严实实。全村119户344人,现在走得只剩下29户贫困户76人。

　　第一天进村,张俊强站在公路边往下看了又看,怎么也找不见村庄的影子。缘坡而下,破旧的窑洞、荒凉的街道随之映入眼帘。张俊强感觉像是“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发现,贫困户并没有把收获的粮食卖掉,而是都堆在窑洞里。一问才知道,不是不想卖,而是卖不出去。

　　挑水种地不在行,张俊强却熟悉网络。他第一件事就是在手机上开微店,帮村民们卖小米。手机里卖小米,老人们不懂,觉得这个后生“说瞎话”。可没想到,张俊强的微店通过朋友圈转发,很多素不相识的人纷纷加入进来,不断有人给他电话、发红包,有时半夜两点还有人要买小米。

　　最初,张俊强只是计划卖1000斤小米,结果几天时间就预售出去20000斤。“预售时只管接单收钱,到发货时才感受到了困难和压力,去村里收谷子,联系运输车和加工厂,定做包装,一件件打包发货,那段时间真是忙得晕头转向。”张俊强说。

　　通过手机微店,贫困户张补上卖出了600斤小米,每斤4元钱,一下就收入2400元钱。这让他改变了对张俊强的看法,觉得“还是年轻人见的世面多”。去年,张俊强一共给村民们卖了4万斤小米,2万斤谷子,他分文不取,有时还得自己贴钱。

　　在农村,磨坊是必需品。谷子脱了皮才是小米,玉米磨碎了才能做饭、当饲料。这不仅影响人们的一日三餐,也制约着生产。但过去,赵家沟村民得跑15里路,到别的村去加工粮食。现在老人们跑不动了,再也翻不过一道道山梁。谷子就不再脱皮,一斤卖2元钱也没人收,猪渐渐也没法养了。

　　张俊强琢磨着,一定要把粮食加工作坊建起来。给村里开的微店已经有稳定的销量,如果能有个加工作坊,村民们就能随意加工粮食和饲料,不但能扩大小米种植面积,每户贫困户还能养几头猪,一年增加不少收入。

　　今年,他四处争取资金,终于购齐了机器设备,在村里成立了粮食加工合作社。全村种植了100亩不施肥不打农药的谷子,用石磨加工,注册了自己的品牌。张俊强还与一家大学生创业平台达成年销售100万元的协议,他们负责策划和销售,赵家沟村负责加工和包装,依托电商扶贫。

　　每周,张俊强都要到村里去转一转。刚入村时逢人就喊“大爷”,现在变成了直呼“老张”“老刘”。他说,称呼变了,与老人们之间代沟也渐渐填平了。

　　再过几个月,张俊强的第二个孩子就将出生。几天前,他抽空回到家中,第一次陪妻子做了产检。他说,自己期盼着宝宝早日出生,也盼着赵家沟村早日脱贫。（本报记者王文化、吕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