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的笔，能画出正义最准确的模样。

　　9月，他协助北京市公安局，侦破了一起作案时间长达9年的系列入室盗窃案，用一段模糊不清的视频影像，还原了犯罪嫌疑人面部特征。10月6日，他协助新疆阿勒泰市公安局人工对比照片，抓获了一名潜逃19年的杀人嫌疑犯。

　　同行叫他“警界画像第一人”，从警30多年，他先后参与侦破全国刑事案件1.1万余起，制作人像1.3万余张。凭着他画的像，800多起刑事案件被侦破，其中包括赵志红案、太原运钞车武装抢劫案等。他从1999年起就被公安部聘为刑侦专家，被称为“警坛神笔”“犯罪克星”。

　　去世前几天，海口市公安局一名民警对一起案件的人像对比结果有疑惑，向张欣请教。他在电话里帮忙分析原因，提醒对方脸部识别需要注意的几个特征点，说了足足一个小时。

　　同时，他还忙着把老视频截图复印件里的人脸清晰化，“俯转正、侧转正”，忙着复原一个年龄很小的受害者颅骨头像，感慨“娃娃太可怜了”。刚过去的国庆节假期，让他觉得“比平时都累”。

　　还有几个地方的公安局邀请他帮忙。他身体已经不舒服了，却还是想着要去。虽然摄像头搭建起了天罗地网，但那些田间地头、沙漠深山，摄像头不能覆盖的地方，或者遇见痕迹物证不全的疑难杂案，就会需要他去。

　　直到出发前，他因疾病与劳累而倒下，再也没起来。

　　在国内目前应用的诸多刑侦手段中，刑事模拟画像一直算是个小众的技术。张欣是这个领域的第一代专家。30多年里，他一直想把这项小众技术发展成常规刑侦手段。

　　他也去给白银案画过像，那回他“看完三麻袋案卷，心都凉了”，几乎没有目击者，很难得到嫌疑人的身高、年龄等信息。目击者见到张欣时，已经是案发一年之后，记忆已经模糊了。最终他画的3张画像，与作案人高承勇并不很像，这3张画像当初也没有作为比对的凭证向社会公布。

　　这是张欣少有的“失手”。他曾经帮助破获了太原运钞车武装抢劫案。那次他画完画像后，凶手就在他身后不远处给他倒水，被同事一眼认了出来。

　　从2008年奥运会之后，监控的普及，使得模拟画像的应用少了很多。但张欣很快发现，监控不是万能的，图像质量会因拍摄的光线、距离、角度受到影响。就连罪犯的警惕性和反侦察能力也提高了，蒙面，戴帽子，戴墨镜，各式各样的伪装出现在镜头里。

　　开始有人来找张欣，请他修复监控视频里的人像。张欣很高兴，发现“在新技术上，自己原本的技术还是有用的”。

　　前些年他得过胆结石，有一回正疼着，恰好有个远道而来的民警约了他画像。张欣觉得人家这么远过来，不能让人家等着，忍着痛到单位去了。画完以后，他的儿子张惟真开车接他，张欣半道在车里就开始吐胆汁。

　　他喜欢“追寻到真相的感觉”，这些年陆陆续续收了28个学生，还有很多没有师徒名分、仅仅向他请教过的后辈。他们在画像时遇到难题，会把材料发到他邮箱里，他帮助学生去做。用济南铁路公安局刑侦专家苏剑君的话说，“一般老师是不这样做的”。张欣坐在电脑前反复看这些视频资料，家人朋友都担心这对他的心血管不好，却也拦不住他。

　　张欣画了一辈子，手里的笔从炭笔变成了电子笔，张惟真形容，支撑着父亲坚持下来的是正义感。“做了警察，一定要把罪犯绳之以法”。

　　张惟真同样也是警察。有了高科技，破案率高了，张惟真总劝父亲歇一歇。但高科技也有缺位的时候，2015年上海发生一起枪击案，张惟真所在的分局请张欣去画像。张欣顺口问了儿子一句“不是有监控吗”，张惟真回答，“老爸，不行，停电了”。

　　父子俩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合作，是在2016年大年初二，一个老小区发生一起入户强奸案。小区里监控都是坏的，张欣再次被邀请去画像。

　　受害人是个租户，过年没回家，被一个流窜犯盯上了。作案人确定她是独居的，翻窗进去，用屋里的菜刀胁迫了她。张惟真带着受害人去了张欣的办公室，那间屋子他曾经踏入过很多次，却是头一次以同事的身份踏入。他发现，父亲一进入工作状态 “神色都变了，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

　　受害人惊魂未定，张欣慢慢安抚她，等她心情平复下来再画。等到画完，张惟真发现，受害人都不敢看画像了，眼睛里有恐惧，他觉得这画可能画“对了，就是这张脸”。嫌疑人很快就被抓住了，跟画像有九成相似。这次合作如今成为张惟真珍贵的回忆。

　　在他童年的印象中，父亲总是非常忙，全国各地奔波，一年只有几个月在家里，平时几乎看不到他，往往回来休息一天，第二天坐着车又去了另一个地方。就连带着他去公园玩，一个电话就会把人叫走。

　　张惟真现在也从事刑侦技术工作，开始体会到这种昼夜颠倒连轴转的生活，他感慨，“父亲这么多年真的是不容易，我才没做几年，他能30年这样坚持下来”。

　　张欣第一次用模拟画像破案，是在1986年。那时他在上海铁路公安处办公室当秘书，上海老北站行李房的一台彩电被冒领了，在那个年代这是一起大案。张欣到案发现场了解案情，听目击者叙述作案人的面貌特征。

　　他原本该用文字把目击者的叙述记下来，但这个年轻人打小就喜欢画画，16岁去北京当兵的时候，曾经师从李可染的徒弟李宝林学习国画。于是笔落在纸上，不是字，是画。

　　旁边的人一看画像就说，“这不是刚被开除的搬运工徐小林吗”。案子就这么破了，张欣也不再当秘书了，去刑警队技术组，做起了他的特长画画，自此就是一生。

　　但他不是一直都画得像后来那般好，刚闯出些名气之后，全国公安系统有许多单位慕名而来，他的工作量一下就大了，案件的种类也多了。由于现场条件、目击者的陈述不清等种种原因，他的模拟画像破案率显得并不高，渐渐开始有人说张欣“模拟画像不行”。

　　他开始继续学美术，用业余时间去读书，修大专和本科的课程。为了提高写生能力，他利用每天乘车上下班的时间，画身边路过者的面貌特征，一年下来画了1万多张头像。他到各地区观察各类人的体貌特征，人像素描画了一张又一张。

　　他慢慢总结出了经验，每个地方的人，五官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口音、食物结构、生活习惯，都对人的脸型有影响。

　　“说话口音、食物咀嚼的时候肌肉用力倾向都是一样的。像山东人腮部地方咀嚼肌特别发达，就因为他吃煎饼，吃一些硬的东西，就会用力，长时间之后成了这种样子，也会有遗传。”苏剑君解释，他和张欣年龄相仿，都当过兵，都是铁路公安，都是搞刑事侦查和刑事技术，也都是自学的模拟画像。两人有一个共同想法，都曾想把模拟画像技术从一个边缘的学科，发展成常规技术。

　　在刑事画像领域，有一个说法叫“南张北苏”，“南张”是张欣，“北苏”是苏剑君。1996年，一起发生在火车上的麻醉抢劫案，头一回让“南张北苏”凑到了一块。

　　那也是个系列案件，两名作案人已经陆续作案61起，一直在火车上流动，没有固定的线路，作案的时间和地点都显得很随机。作案人先往饮料里注射麻醉药，再用蜡把针孔封上，专门买软卧的票，上车后跟同车厢的受害人攀谈，聊到彼此没什么防备了，就把饮料拿出来请人喝。等人家麻醉了，作案人把人现金拿走。最多的一次，受害人丢失了 155万元。

　　为了这起案件，很多当时有名的画像专家都来了，有地方民警，有大学里的教授，还有张欣和苏剑君。作案人抓到之后，张欣和苏剑君就此结识。后来，他们的名气越来越大，被公安部调去画像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就连领导也开玩笑地问，为什么“画像的都出在铁路上”。

　　“那时候，全国做刑事模拟画像的人很少。”据苏剑君推测，“铁路上发生的案件，一般都会有目击者，痕迹物证比较少，也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监控，更需要用到画像技术。”

　　而在全国公安科技先进个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武伯欣看来，一般与被害人“无特定因素联系”的案子更需要用到画像技术，普通案件比较容易排查动机，或是有更多痕迹物证甚至微量物证。在DNA、足迹、指纹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如果能找到目击者来叙述，画像就需要派上用场了。

　　1996年，北京大北窑一带发生系列强奸杀人焚尸案。当时，那一带还算是城郊，夜里12点左右很有些荒凉，连着发生了五六起案件，最后并案了。

　　那是武伯欣和张欣第一次碰面，在那之前，两人已经有过协同办案，一个做刑事模拟画像，一个使用心理测试技术从嫌疑人中进一步确作案者。时常是武伯欣到的时候，张欣画完像刚走。武伯欣从1993年开始接触到张欣画的画像，对张欣的大概印象是“形象思维特别好，观察人比较细”。

　　“能坐得住，内向的脾气，还有点外向特征，因为他要跟人攀谈交流，这是他的工作需要。”武伯欣说。

　　大北窑的案件，现场的证据都因焚尸被破坏了，只有一个受害者因为反抗比较激烈，幸运地活下来了，而且看见了作案人的长相。这就有画像的条件了，张欣开始画像。武伯欣也开始从犯罪心理的角度分析案件，推测可能是什么样的人会选择在这里作案，性格和行为方式是什么，大概什么年龄。武伯欣的判断是，作案人40岁以上或25岁往下，中间的可能性小。

　　两人一起连着看了几个现场，张欣的画像一出来，当地公安局拿着画像排查出来几个嫌疑人，武伯欣用心理测试技术从里面找出了一个25岁的小伙子。公安机关在这人的住家做了一些物证收集工作，很快，嫌疑人交代了。

　　“如果没有画像，这人圈不进来。这个案子没有痕迹物证，比如DNA指纹足迹等，定不了人。画像如果不把他划进来，心理测试技术在那等着也是白等。”武伯欣说。

　　那起案件，张欣画完像就跟武伯欣道了别，坐火车赶去下一个案发地了，“案子都是排着的”。

　　模拟画像之外，张欣也研究犯罪现场，他曾做过痕迹检验，负责现场照相。他去一起杀人案件的现场察看，当时，技术人员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警方初步判断犯罪分子是有备而来，戴着手套，去除了脚印，屋子里没有指纹没有痕迹。

　　张欣在屋子里转悠，发现冰箱里面的食物少了，作案人在现场吃过东西，他推测，作案人在现场停留的时间很长，心理也是紧张的。心里紧张的生理变化是什么？出汗。出汗有可能要喝水，生理上可能要排泄。

　　张欣模拟着这个作案者的思维轨迹，推测对方在现场可能是个什么状态，会做些什么。他判断，这个人很有可能在现场上过厕所，也很有可能会摘下手套。最后，张欣真的在抽水马桶的盖板下面，发现了两枚指纹，最终把嫌疑人给抓到了。

　　新技术出现，总会给他新的压力。为了画像准确，他学过骨骼学、解剖学，人的脸部特征，他基本都熟悉。人脸智能识别系统出现之后，张欣觉得自己必须了解这个系统的工作原理。他开始研究人的脸部图像想要被计算机识别，需要有多少关键点吻合。在画像时，他专门把这些关键点尽量着重描绘出来，让计算机去碰撞。最终，他画的画像能够顺利被系统识别，从数据库里比对出人像照片来。

　　电脑人像拼图出现后，张欣开始一边自学电脑人像拼图的原理，一边坚持原本的手绘技术。有学生拿着电脑跟他比速度，张欣几分钟就画完了，而学生用了几个小时，还没能在素材库里把需要的五官找齐。

　　比起电脑人像拼图，张欣的画像胜在有神态。用武伯欣的话说，张欣画像已经到了形神兼备的水平。画像需要事后听被害人或者目击者证言，根据叙述记录、再造想象。听着描述把形画得像了，比照着画更难，何况有时候，叙述者的描述并不可靠。

　　他跟目击者对话，不仅问作案人长得怎么样，还会很详细地问目击者看到的具体情况，是白天还是晚上，问光线、距离，甚至当时的气温。最终的画像“立体、综合”，不但能把对方叙述的形象表达出来，还能体现出作案人的性格，表情，甚至是一些被描述者提到的特定习惯动作。

　　“栩栩如生了，别人自然一看画像，就能认出是谁。”武伯欣说。

　　十几年来，有很多地方公安联系张欣，请教案件，根本没有什么破案经费或者差旅费，案件也不属于张欣的职务范围，张欣都是义务帮忙。很多案件他破得很漂亮，但为了保护受害人，宁可不去进行宣传。

　　张惟真起初很不理解父亲，尤其是，父亲的忙碌把自己的身体都熬坏了，让他心痛、无奈又敬佩。

　　2011年，张欣生了一场大病，医院全力抢救以后，当时51岁的他总算挺了过来。亲友都劝他别太辛苦了，该休息休息。他满口答应，可刚恢复过来，半年时间，他又开始上班了。

　　大病之后，张欣想把艺术重新捡起来，他感慨自己“为了模拟画像把艺术给丢了”。画家罗中立的作品《父亲》给他的触动很大，他对朋友说，那幅画“简直是把人画活了”。张欣也想画出那样的作品，他开始养成每天画一幅国画、写一幅字的习惯。几年累积下来，字画的宣纸摞在一起有半人高。

　　再过18个月，他就该退休了，但他其实没有打算搁下笔，说“只要画得动，我肯定画”。去世前一天，他在看案件线索，范刚给他打电话，晓得他身体很不好受，劝他到医院去看，他说“好的好的，我把手里活干完就去”。第二天，范刚就接到了噩耗。

　　张欣留下了几大本工作笔记，张惟真想把这些心血整理出来，分享给父亲的同行和弟子。他有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但如今也打算从事刑侦图像的工作，把父亲的技术传承下去。

　　“如果我不坚持下去的话，他肯定很不高兴。”张惟真说。

　　据他回忆，父亲生前最大的愿望，是开发出一款模拟画像人像比对的软件。张欣为此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调软件，尝试比对效果，一张图改二十几稿。而这件事，如今也“只能留下遗憾了”。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