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还是邻居帮她从废墟里捡回了身份证，让她免于回乡补办的奔波。这场火也让她只剩下一件穿在身上的单衣，没了厚衣服过冬。单位里同事凑钱捐衣给她，才帮着她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日。

　　那时，她从没试图了解过上海的落户政策，始终觉得“根本不可能”。

　　2005年之后，沈美兰成了五角场区域的一个保洁组组长，手底下管着几十人，给他们分配工作，也把自己在工作中总结出的经验教给新来的同事。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她最多只能当到组长了。再往上的班长，只有上海本地户籍的员工能当。

　　扫帚带来的荣誉，头一次把她的希望点燃了，一条坦途似乎突然铺展在她眼前，可等她带着申请材料踏上去后才发现，这条路，仍然不是一帆风顺的。

　　她被两个证明挡住了。一个是由于她的老公曾改过名，这让她的几个证件名字对不上了。这件事倒还算好解决些，真正叫她为难的是另一件事——她的儿子没有办理过出生证明。

　　她需要这个来证明自己没有违背计划生育政策，她也的确从来没违背过。每年两次，沈美兰会被老家那边催着回去体检，以确认她没有在外地偷偷怀孕。这样的催促，直到近些年她年龄大了才停止。

　　她和老公只有一个儿子，但没有出生证。“我们那里那时候，生孩子哪给办这个啊，只给写个条子。”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

　　时隔多年，那张条子她早就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补办的手续进展得极慢，而这个环卫工人很难在工作日抽出时间，回到老家盯着这件事，她用了三四年，才终于把这张出生证明办了下来。

　　时间拖得太久，沈美兰一度已经心灰意冷，对落户不抱什么希望了。几年间，她一边有一搭没一塔地等着老家那边的消息，一边不再奢望上海这边的消息。无论如何，生活还是得继续。

　　直到今年，单位领导再次找到她，问她申请材料准备得怎么样了。沈美兰这才发现，自己似乎仍然有机会成为上海人。这个机会虽然一波三折地递到她手上，却也没有她想象得那么渺茫。

　　成为上海人的最后一点障碍，终于被扫开了，沈美兰成了杨浦区第一个落户上海的环卫工。直到现在，她都觉得整件事像一个突如其来的梦。

　　沈美兰成了同事们的榜样，同组的环卫工提到她，有的羡慕，有的佩服，有的把她当做楷模。但她的经历并没有让其他人觉得可以被复制。杨浦区共有3300名环卫工人，其中有2300名农民工，对他们而言，落户仍然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前几天她刚听说，按照现在的政策，如今拥有户口的她，才有资格住公租房。今年年初她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参加了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她的一项重要提案是“逐步为农民工提供公租房等安定的住所，让5万从事环卫工作的农民工在上海安心工作，全心奉献后有一个安稳的晚年”。

　　这个提案与她的“加大城市卫生宣传”“推行垃圾分类”等建议一样，都是基于她这些年的切身体会而来。这也是她想到的第一个提案。

　　“我是为我们所有农民工提的，我们远离家乡，最困难的就是居住地问题。希望能为农民工租房考虑一下。”她说。

　　她的家人也把她当作了榜样和骄傲，老公和儿子都说要向她学习，更加努力工作。他们也都心疼她的疲累，儿子参加工作之后，买了一个按摩椅给她：“妈妈您太幸苦了，累的时候，可以按摩一下。”

　　这让沈美兰开心极了，蓦然发现自己缺席的18年里，儿子悄然长大了。这缺席也让她感到遗憾，每每想起，都要红了眼眶。

　　沈美兰准备试着把上海当做家了，她想把儿子接来，一家团聚。她也有了转正的希望，将来退休后将拥有更好的社会保障。（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