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造学社，一个逐渐淡去的名字，曾经为中华民族传统灿烂的建筑文化立下丰功伟绩

　　我们要继承的是前辈们为国家人民奋力工作克服万难的崇高精神。先要有强烈的爱国心，才会萌生奋勇斗争的责任感

刘叙杰近照。 唐瑭摄

　　中国营造学社，一个逐渐淡去的名字，曾经为中华民族传统灿烂的建筑文化立下丰功伟绩，当年的成员们目前恐已全部离世。大约在1936-1943年间，由于特殊的机遇，我有幸接触到这一著名学术机构以及它的若干重要成员。因为当时年纪小，所见所闻以及与学社成员们的接触大多是生活上的，对于他们多年来在学术创造上的事几乎全不知晓。

　　对于学社的首次印象，大约是在1936年夏，母亲因事去找我父亲，趁便也带上了我，那天是人力车送我们到天安门西朝房学社办公地点的。进屋后发现室内很凉爽，往来走动的人员很少，只有几位坐在依墙的大桌前工作，这与我后来在云南昆明麦地村和四川南溪李庄学社绘图室中见到的情景一致，所以印象深刻。

　　两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至于日后在那两段岁月中的见闻，也大多是生活中的琐事，在拙作《脚印·屐痕·足音》中亦有记载，这里就不赘述了。那时虽然生活平淡无奇，但有两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第一件是某日我和小弟（梁思成先生之子梁从诫）来到学社工作室，看到墙上挂了一张大图，是陈明达先生刚绘成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纵剖面图，十分壮观精致，当时在场的除作者外，还有刘致平、莫宗江和罗哲文诸先生，一致称赞叫好。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巨幅的手绘墨线实测图，内心十分惊讶与赞佩，也许就是它为我多年后选择人生道路铺上一块厚重的大砾石。

　　第二件事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小弟跑来要我同去看“热闹”，原来是学社的几位单身汉正集体外出，只见他们在村外的田埂旁一字排开，坐在带来的小凳上，又拿出画板、颜料、水瓶和画笔。这也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学社中的绘图从来都是用墨线，这次虽是野外写生，但目的何在？这样的集体活动只见到一次，也未被学社纳入正式的工作内容，但从此孕育了一位天才水彩画家，他就是莫宗江先生。多年后，看到他笔下一幅李庄镇门风景图（约作于1945年），我十分感佩，想不到他竟然在两三年间就能达到如此精湛的技艺水平，令人叹为观止！

　　不起眼的“平常”作为

　　对营造学社有更多、更深刻的认识，还是在我进入大学之后。特别是自己讲授中国古代建筑史时，由于备课中拜读了学社诸前辈历年撰写的著作，使我深为敬佩和折服。回忆起他们在极为艰难困苦条件的下仍然忘我奋斗，表现了中华学人的大智大勇，以及崇高的爱国与敬业精神，至今仍然令人心潮澎湃！

　　当学术界和社会公众为营造学社的辉煌成就热烈庆贺之际，最早的开疆拓宇之人，并不为大家完全知晓。这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社长朱启钤老先生。我也同样粗心，当年未对老先生做进一步了解。日后才知晓那些不起眼的“平常”作为，才是他最终胜利的铺路石。

　　朱启钤（1872-1964年），贵州省开阳县人，幼年丧父，后经姨父瞿鸿机培养，并举荐入仕，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部总长及代总理。他很早就对我国传统建筑深感兴趣，提倡研究中国传统工程技术和相关工艺，决心建立一个专业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并招聘良才，为此做出了长期艰辛的努力，终于在1930年达成了矢志奋斗的目标。

　　他是一位旧社会的文人和官僚，放弃已有的优裕安闲生活，走上开辟“新天地”但前途未卜的险路，这是常人难以理解的。他对我国传统建筑传承事业的热爱，不仅出于个人的原因。通过多次外出赴欧洲诸国及日本考察，对比国外的种种情况和措施，必然也会对他有所启发，进一步坚定他实现理想的决心。

　　朱启钤对我国传统建筑特点的认知是全方位的。不仅在于建筑本身，还扩大到建筑技术、建筑材料、建筑装饰甚至工艺美术诸多方面。如此宽阔的视野，在旧社会中自然是凤毛麟角，就是我们当今的建筑工作者，也未必人人都能做到。

　　朱老先生努力收集各式各样的建筑物品，例如建筑构件、工匠工具，师徒世代相传的钞本和口诀……这些都是重要文物，同时也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对象。由于他的关注，1919年在南京的江南图书馆中，发现了宋代李诫《营造法式》的手抄本，这对宋代重要建筑文献的研究提供了有力依托。

　　他曾收集圆明园遗址中残存的建筑构件，运至中山公园内展览，既宣扬了中华建筑的辉煌，又讨伐了帝国主义者的暴行，表现了一位爱国者的气节。

　　作为一位旧文人而不是掌握现代先进科技的学者，他也在运用自己的文史知识进行若干研究，例如日后发表的《哲匠录》等。在旧社会，文人常常是统治者的工具，特别是取得一官半职后。当时，从事艰苦劳动的人群总是被列为社会的最下层，建筑工匠自不例外。朱启钤对历代工匠使用的工具和劳动手册传承十分重视，其改进促进了技术的发展，而关键在于操作的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朱老先生的与众不同。

　　邀请国外著名学者专家来华讲演，对提高国内某些方面的认知很有帮助，这一举措也是中国旧文人从不措手的。

　　通过长期全方位的积极努力，营造学社得到国内外的众多支持，特别是1929年获得中华文化基金会暂定三年、每年国币一万五千元辅助，解决了经费问题，于是在1930年1月正式成立中国营造学社。这一学术机构的出现，奠定了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首座里程碑。

　　要正式开展工作，必须招募人才。社长朱启钤通过多方了解并慎重考虑后，于1931年引进了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毕业的梁思成先生，不久任命其为法式主任。1932年又延聘了我的父亲，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的刘敦桢先生（192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为文献主任。两位归国学者既接受了西方的高等教育，又都具备相当深厚的国学底蕴，这对开展学社研究工作极为有利。不久后的事实证明，朱社长的慧眼识人，收到了极佳效果，两位主任不但个人业务能力超强，而且配合密切、相得益彰，这样的关系使得二人成为数十年不渝的密友。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学社对外又招了一批年轻人作为辅助者，日后大名鼎鼎的陈明达和莫宗江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些年轻人大多是中学学历，但能力强、肯吃苦，又很虚心学习，所以进步极快，通过三年左右的实际操作，逐渐都成为田野测绘工作的能手。另有几位则是大学学历，也有一定的文史研究水平，因此他们往往能够在《汇刊》上发表若干篇短文，但田野考察工作就相对减少和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