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般的巨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但帝国主义的野心并未因此收敛，逐步向华北扩展，除了亲自动手，又收买卖国求荣的汉奸。此外，还千方百计地进行分化，曾留学日本的学者，就成其目标。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父亲身上，当时就有人“邀请”他去承德，为日伪修避暑山庄，代价是六位数的银圆，父亲当即将此信送呈朱老社长。

　　战火即将蔓延，许多人离开北平南下。但营造学社的工作必须继续，为了尽快开展尚未完成的调查，社里决定文字史料方面的研究，由两位主任进行的一律暂停，将全部力量集中于华北地区的田野调查。通过大家的努力，任务终于大体完成，有关资料都运返北平，并进行及时处理，但大量原始资料和已经整理等待付梓的稿件怎么办？最重要的是不能落入日寇之手，此项工作恐怕是老社长最为揪心和全社员工最为关切的事情。依朱老社长的处事风格，他一定早就做好了预案。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日寇就占领了北平城。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自然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离开，杨廷宝先生、梁思成先生和我们三家，一同离开北平，抵达天津，后来又一起踏上南渡之路。但这时的朱老先生，却因为种种不得已而留在北平，学社其他人员也大多如此。后来只有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三位涉险来到湖南长沙，与梁先生和我们会合。重新集结的这六位成员，在日后的继续奋斗中，同样做出了史诗般的巨大贡献，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营造学社的光辉传统。

　　后来得到消息，原留存在北平学社中的若干文稿及有关资料，已被送往天津英租界麦加利银行保管。这使身在后方的学社成员们大大松了一口气。根据我的记忆，营造学社于1942年初自昆明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后，曾对战前已调查的若干项目作了可供出版的全面整理。例如发表在《汇刊》第七卷一、二期梁思成先生的《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七卷二期莫宗江先生的《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它们的原始文字和测绘草图从何而来？有如下几种可能：一是文稿和草图由作者离开北平时随身带出（须单件面积小，重量轻，且为数不多）；二是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离开北平时带出（条件同上）；三是已存天津，托人携带至上海（乃至香港），再转内地。

　　抗日战争期间，敌占区和大后方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通邮，但附有许多限制。例如汪伪区寄到大后方的信件，收信人只能是普通老百姓，而不能在任何政府机构任职。国立学校的教师或学生亦在其列。而书信的内容，自然是“莫谈国事”“只聊家常”。

　　例如1943年春，我家由李庄迁至重庆，当时父亲就给尚在北平的朱老社长写了封报平安的信。过了许久，才收到老社长的回复，但收信地址，不是父亲供职的中央大学，而是他在某地的一位亲戚家。

　　从这里也可得知，虽然学社已一分为二，但仍互有联系，只是次数不多，表达方式也受到限制。但朱老先生对学社工作的关怀不断，乃是不争的事实。

　　学社人员千辛万苦获得的调查资料并未能全部发挥作用，例如存放在天津英国银行中的资料，就因水患而损失惨重，仅挽救出少量。此外，零星遗落在北平各处的，恐也有一定数量。在解放初期，罗哲文先生就告诉我，曾经在“文整”（文物整理委员会）的仓库里，看到一包学社的文稿，具体内容他不知晓，要我去了解一下。我前往并询问了负责保管的李淑琪同志（陈明达先生夫人），她说不知此事。

　　不幸中之大幸

　　2006年，在北京的中国文物研究所库房中，发现一批营造学社文稿，包括父亲撰写的四篇：《河北涞水县水北村石塔》（8550字），《江苏吴县罗汉院双塔》（42102字），《河北定县开元寺塔》（30510字），《河南济源县延庆寺舍利塔》（7035字）。梁思成先生的一篇：《山西应县佛宫寺塔》。经查核，父亲这些著作约成于1936年，是当时学社准备发行的学术专刊《佛塔》的内容，计划由两人各写五座塔，后因抗战爆发，未及刊行。

　　此部文稿发现时，我正在整编《刘敦桢全集》，得此消息当即恳请中国文物研究所协助提供，承蒙张廷皓所长、杨欣、查群女士及刘志雄先生大力协助，将四篇稿件影印件给我。文稿均用学社抗战前习用的稿纸，并以毛笔写就。标题下有作者署名，而写稿的毛笔字迹确系出自父亲之手。此文稿是否即罗哲文先生所云者，尚不能认定，但此物自何方何人之手，也早已成为疑案。推测此五稿可能是当时散失于北平的遗物，虽仅残存半数，也属不幸中之大幸，亦有慰作者在天之灵矣！

　　朱老社长不辞千辛万苦，多年竭心尽力，创建了中国营造学社，为此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现在：首先，为我国建立了首座系统调查研究中华传统古建筑的学术机构；其次，为我国科学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学科，弥补了重要的学术空白，并争得了世界荣耀；第三，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学术人才，其领军的梁思成、刘敦桢先生，都由此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第四，创造了一整套高标准、高质量而又易于推行的古建筑调查研究方式方法和准则，为后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顺利开展古建科研、保护工作树立了标杆。

　　中国营造学社的出现，是一个特定条件下的历史产物。当时中国积弱，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部经济不发展，科学技术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营造学社的成立，就是要用现代科学手段来研究千百年遗留下来的辉煌中国建筑文化。首先通过调查，摸清家底，然后再进行修整保护，而后面这个目标，当时完全没有可能施行。因此营造学社当时主要任务，只是尽可能完成整个工作的第一部分，而作为第二部分的全民保护，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实现的。

　　现在，外出调查使用的器材和手段更加先进和便利，测量、绘图等都大大节省了时间和人力，甚至还可使用航拍……物质条件已不成为问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工作态度和责任心是目前成败的关键。我认为在解决了物的问题后，要继承的是前辈们那种为国家人民奋力工作克服万难的崇高精神。先要有强烈的爱国心，才会萌生奋勇斗争的责任感。这不仅是营造学社的先辈，更是我们的祖先，以及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所做出的榜样。

　　口述：刘叙杰

　　整理：本报记者陈席元、曹瀚尹（实习生）

　　访谈

　　草地：人心，也就是社会心态是随着时代而变的，每个时代的建筑也可以作为当时社会心态的一种呈现。有一阵，全国多地出现过不少“奇葩建筑”，有些且不说功能，光是审美上就难以让普通人接受。您是耄耋之年的长者，可否从您的阅历来谈谈，各个时代的建筑，与社会人心变迁之间的关系？

　　刘叙杰：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论何种社会，建筑都是为人服务的。出于不同的使用要求，建筑也形成了多种类型和变化。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人类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对建筑评价制定了三条原则：实用、经济、美观。我认为这三条原则，也可沿用到世界各国各地，现在举几个例子。

　　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被众多媒体誉为世界上最有特点的优美建筑之一，其外观造型的确别出心裁，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它原来的设计功能是一座音乐厅，但这一功能至今仍未能很好实现。其次，原设计的“风帆”外形，在结构上出现问题，所以必须予以加固，从而使其外观发生变化。

　　依前述建筑评价三原则，第一、第二项都出现严重问题，未达到原来设计要求，其设计成败自见分晓。

　　法国巴黎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是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作品，也被列为世界著名建筑之一。它采用了钢架结构和钢化玻璃材料，造型酷似埃及金字塔，应用功能也好，上述三个原则基本符合。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协调性”不够。卢浮宫的建筑造型是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宫廷建筑的产物，而开罗金字塔则是古埃及的帝陵，在外形和用途上都有不同。二者在建筑体系、风格和材料上新老区别甚大，落成后在法国建筑界也曾引起争论，认为作为一个建筑群的协调整体，其间不应有显著差异。

　　草地：刚才我们谈到了建筑与社会的关系，我认为建筑学的意义完全不限于自己的学科分野，可以对社会发挥更多积极的作用。例如现在很多人出门旅游，看到古建筑只知道拍照打卡，却不懂如何欣赏细节，或者说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建筑常识、建筑审美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公众素养去培育、去普及？是否可以作为建筑学界的社会责任？

　　刘叙杰：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进步，全国各地城乡都出现了建设高潮，然而也引起一些思考。

　　一个是高层建筑，常常被视为当地是否兴旺繁荣的标志。其特点是建筑占用土地较少，建筑面积与空间增大，容纳人数增多，但有时也会出现若干问题，如外墙采用钢化玻璃，虽然重量减轻，但因其散热、吸热性能，大大增加了该楼的维护费用。若使用茶色玻璃，不但影响视线，而且还增加了光污染。除设计时已留有足够停车泊位，大楼周边空地有限，不能多停车辆。高层防火除内部灭火设施外，周围使用云梯高度及位置是否合适？事先须有预案。

　　另一个是乡村民宅，农民外出务工人数日益增多，因此返乡新建家屋成为风尚。但其随意性很大，特别是在建筑外观上，五花八门，有的完全无视周边环境，以金碧辉煌、面积巨大为荣……情况较为混乱。特别是沿公路两旁，大大破坏了原有乡村风貌。

　　还有一个是建筑风格，绝大多数来自民族传统，但也有相互交流、借鉴，然而不是盲目抄袭。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学进步，以及新技术的出现，都对原有建筑形制产生影响。因此，我们既不能故步自封，更不要盲目抄袭，而是通过不断摸索和变革寻找符合自己国家民族特性的新建筑风格。这个探索，对全世界的建筑界都是一个难题，但也有了供借鉴的实例，如阿拉伯的若干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