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历时4年主持编纂的《港台百年敦煌研究文库》已出版70册，剩余30册预计今年完成出版；《国际百年敦煌学研究文库》日本卷已出版第一辑（10册），其余将陆续出版，计划出版100册；接下来还将对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敦煌学文献进行原文印刷出版。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说，把港台地区和海外敦煌学者的文献集中印刷出版，不仅为中国敦煌学界做史料研究提供了基础支撑，也将为世界敦煌学研究增添丰富史料。

　　在郑炳林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有上万册敦煌学书籍，宛若一个小型图书馆。他说：“敦煌学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我们有责任把这门学科建设好、发展好。”

　　而郑炳林与敦煌学的相遇缘于一个承诺。他第一次听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他，他下决心“一定要把敦煌学发展好”。

　　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敦煌学研究掀起小热潮，兰州大学趁势组建敦煌学研究室（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前身）。

　　1981年暑假，时任兰州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的张代经找到郑炳林，询问他是否有留校的意愿，并提出三个要求：一不能调走；二不能考研究生；三不能在兰州以外的地区找对象。

　　郑炳林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三个要求，并把对张代经的承诺记在了心里。

　　1982年留校的郑炳林在前五年时间里获得了很多进修的机会，这也让他迅速地成长起来，尤其是在复旦进修时听过日本学者藤枝晃关于敦煌的讲座后，对他触动非常大，在“学术爱国”的思想中，他找到了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为了熟悉和了解敦煌学，郑炳林靠着藏有敦煌写本的缩微胶卷，钻研文书的内容和含义。

　　“微缩胶卷上的字迹很小，需要拿放大镜或者专门的阅读器才能看清楚，读取速度很慢。”就是靠着一点点用胶卷机把胶卷摇出来，和“板凳能坐十年冷”的功夫，郑炳林在敦煌史地、敦煌文献整理研究、佛教与佛教艺术等研究领域作出了不俗的成绩。

　　1989年，他的第一部专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问世，该书对散见于敦煌遗书中的各种地理文书进行了全面汇辑和校注。1992年，他的另一部学术专著《敦煌碑铭赞辑释》出版，对敦煌文献中的碑、铭、赞类的文章作了详尽的校释。这两部书至今仍是敦煌文献研究的重要工具书。

　　“我们这一代人有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一格局的历史使命。”郑炳林说，敦煌文书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敦煌学是包括许多学科的学科集群，涵盖的内容博大精深，是我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在郑炳林的努力下，1998年，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在兰州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敦煌学博士学位点；1999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0年成为兰州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003年建成历史学（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7年1月培养出我国第一位敦煌学博士后，同年2月培养出首位外籍敦煌学博士……

　　郑炳林时常告诉学生：“一定要有把敦煌学做大做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然后为之付出努力。”他希望可以培养基础功底扎实、视野开阔的敦煌学研究人才，让敦煌学研究能够真正薪火相传。自1998年以来，郑炳林已培养博士71人，其中39人晋升教授，12人被评为博士生导师，32人晋升为副教授，他们中不少人已成为国内敦煌学领域的研究骨干。（本报记者 宋喜群 本报通讯员 王雯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