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叶不是一般的美

　　7月的一天,曾孝濂在昆明植物园写生,面对一株株地涌金莲而坐时,他特意交代记者说话要轻,不要打扰到面前的“模特”。

　　“地涌金莲是中国特有种,花期能达9个月,它是非常好的庭院植物,也是佛家植物‘五树六花’之一。”只要谈到植物,曾孝濂的话比平时密。他推了推眼镜,开始拿铅笔勾勒形状:“地涌金莲的叶似芭蕉,花像金莲,金灿灿的包片茁壮丰满。”曾老对每种植物的特征都熟稔于心。

　　说起植物科学画与其他画种的不同,曾孝濂强调了一个词——工匠精神。“想把植物画活,你就得折腾、就得费时间。我也没办法凭空画活,我得观察、学习、写生。这个画种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除了要呈现植物之美和生命之美,还要正确地表达它的形态结构。”

　　曾老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世人多不屑一顾,我偏觉味道足。“有的画家认为植物科学画很枯燥,但我不觉得。科学画就是要求把对事物的细节、质感的表现追求到极致,使作品更接近实物原貌。即便有人认为它不艺术、个人情感太少,但它就应该这样。”曾老画地涌金莲的笔没有停下来。

　　一花一鸟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在曾孝濂心里,科学画已不只是真实再现,还是热情讴歌；不仅是以科学家的眼光观察自然造物,还是以艺术家的热情描绘自然之美。“你看这些花,它们是种子植物渴望生存与繁衍,最狂热、最绚丽、最奇妙的表现形态。花本意不是为人而开,但人却能从花身上得到爱和美的启迪。”

　　在他心里,植物科学画的最高境界就是:在那儿,它就迸发出一种生命的力量。

　　曾孝濂眼睛有点湿润:“我不期盼人人都喜欢植物科学画,但愿看画的人能关爱这些大自然里的生命。它们和人类一样应该拥有生存和繁衍的权利。”

　　曾老喜欢孤独,他总说热闹是大家的,孤独是自己的,在孤独时,思考最清晰,他能从大自然和植物身上学到很多,比如,宁静和平淡。

　　曾孝濂捡起地上一片树叶,“表面看树叶多平凡,它春天萌发,秋天飘落,掉到土里化为泥水。但,树叶可了不得,它是能源转换工厂,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能变成化学能,把空气中的水、二氧化碳变成有机物和氧气。”

　　在曾孝濂心中,地球上的绿色就是源于这样一片不起眼的树叶,它既伟大,又谦卑。“我经常看着树叶发呆,看着看着,就会觉得树叶不是一般的美,那是一种灿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它在秋天飘落,掉到地里,腐烂后为新芽提供养料,之后它又从一个小苗长成大树,带来生命的绿色。”

　　这就是轮回,曾孝濂感叹。

　　被蚂蟥咬出的42个伤口

　　除了参与《中国植物志》编纂外,曾孝濂的人生还有两个关键阶段,一个是“参与找抗疟药”,一个是退休后的“时不我待”。

　　上世纪60年代,曾孝濂参加了国家“523”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这一项目是要在民间寻找可食用的抗疟中草药或方剂,用以研发抗疟新药。曾孝濂参与了其中的绘图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把项目组初步筛选出的有效抗疟植物绘成一本画册,交给部队和科研机构去做实验。

　　在找抗疟植物的那段时间,曾孝濂每天穿梭在深山老林,在野外写生和采集标本的经历让他更加痴迷大自然。“从原始森林到热带雨林,我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狂野之美,更看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植物景观,从那时起,我立志要把这些美好的植物生态、植物种类、奇花异草尽可能多的画下来。”

　　后来该项目筛选出了疗效显著的植物,其有效成分青蒿素的治疗效果得以确认。屠呦呦也凭此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奖。

　　对曾孝濂来说,那段找抗疟药的经历永生难忘,作为参与其中的一员,他无比自豪。也正是从那时起,他明白了最好的植物科学画一定不是诞生在办公室里,而是大自然。

　　野外科考的艰苦超乎人们想象,遇到蚂蚁、蚂蟥、马蜂、虱子、毒蛇更是常事。曾孝濂说起了一段自己被多只蚂蟥咬出42个伤口的往事。

　　在一次科考中,他深入一片灌木丛,采到了很多标本。就在满怀喜悦返回驻地的路上,他感觉身上开始有血渗出。曾孝濂没有在意,以为只是被蚊子或跳蚤咬了几口。“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蚊子而是蚂蟥,蚂蟥咬你的时候不会感觉疼,等它吃饱了走了,你也不会察觉,但血却会不停地流。”

　　当晚回到驻地,疲惫至极的曾孝濂很快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却发现,自己身上好多地方的干血块竟然与被单粘在了一起。曾孝濂数了数,好家伙,足足有42个伤口。“也就是说,那天我被多只蚂蟥袭击了,这也是迄今为止,我被蚂蟥叮咬最多的一次。”

　　回忆过往的小苦难,曾孝濂淡淡一笑,觉得不值一提。

　　退休后的彩色人生

　　曾孝濂的青春基本献给了包括《中国植物志》在内的50余部科研著作,他绘制的科学画插图有两千多幅。退休后,很多人觉得他该享清福了,但曾孝濂却觉得新挑战才刚开始。

　　“我年轻时的夙愿,大部分是退休后完成的。因为《中国植物志》主要是黑白画,所以退休后,我更想画水彩画,我不仅要画植物,还要画动物。”

　　画了半个多世纪,曾孝濂仍然觉得画不够,他笑言自己这辈子就没怎么休息过,退休后甚至比工作时更忙,忙着创作,忙着到各地采风、写生。他想画胡杨,就去了内蒙古；想画红杉,就去了美国；他跑寺庙画古树,闯壶口画瀑布,“我特别贪心,有很多东西想画。”曾孝濂眼睛笑成了缝。

　　为了与时间赛跑,曾老每天五点钟就起来画画,他说灵感都来源于清晨孤独中的思考。退休后的曾孝濂做了白内障手术,但手术却使他的两只眼睛出现了视差,“这导致我作画时定位不准,下笔时笔尖受干扰,配了眼镜好一些,基本弥补了视力不足,但要画很细的东西,肯定比年轻时吃力。”

　　只要画起画,曾孝濂什么烦恼都没了,有时候跟老伴儿顶了嘴,心里不痛快,他就进卧室画画,两个钟头后,阴霾一扫而光。“我就盯着植物看,看它跟别的植物有什么不同,然后你会觉得,自己是它们中的一员,就会把所有世俗烦恼都忘掉。”

　　退休后,曾孝濂出了12本个人绘画集。在2017年深圳举办的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上,曾孝濂专门为大会创作了10幅作品,获赞无数。

　　曾孝濂教过的学生很多,但大多没能坚持把植物科学画画下去。曾孝濂明白,这个画种一是小众,二是需要植物学功底,仅靠情怀和兴趣,年轻人难以维持生计。“现在只要有人想学,我定会倾囊相授。”有时候老同事去看他,即便是心血来潮想画几笔,他都会认真地教。

　　他说自己经常跟学生强调的话只有一句——“你不管干什么,你得喜欢你自己的工作,你得喜欢你自己,你得看得起你自己,你才会去做好它。”

　　曾老觉得,一个人要是没有点定力,什么都干不成。

　　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

　　对曾孝濂而言,每一个时期,都有新突破,比如快80岁的他正在完成的作品——《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

　　8月的一天,在曾孝濂位于昆明市翠湖附近的家中,记者提前欣赏到了这幅大型画作,这一作品将亮相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上。

　　“当我接到邀请,创作这幅画时,我知道有一定难度,但我觉得很值得。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我也要尽所能把它画好。”

　　《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长2.5米、宽1.17米,曾孝濂已经完成了90%,他对这幅作品的立意高度赞赏:“画中37种植物的原产地都在我国,之后输入到国外,影响并造福了整个世界,我的任务就是让大家看到这幅画后能感叹一句,哦,原来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植物啊!”

　　曾孝濂说话时,头上戴着的放大镜帽子一颤一颤的,这个帽子有近一公斤重,曾老每天要戴着它作画8个小时。帽子上的两个镜片均可放大3倍,能帮助他更精确地画细节,比如稻穗上的细刺、猕猴桃的绒毛、柿子上的白粉。

　　画面右下角的是水稻,中国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后水稻传到世界,成为国际上主要的粮食作物。桑树,桑叶养蚕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蚕茧可以做丝绸,我们通过丝绸之路把丝绸传到了世界。茶叶,中国种茶有几千年历史,茶现在是世界十大饮料之一。

　　对于这些植物的家底,曾孝濂如数家珍:欧美很多花卉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比如中国的野生月季,传到欧洲后,成为重要的观赏花卉,象征着和平、友谊、爱情。中国也是杜鹃花分布中心,由“植物猎人”把它引种到了西方。此外,像山茶、牡丹、菊花、梅花,都是人类花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引以为荣。

　　曾孝濂说高兴了,放下了手中正在晕染月季叶片的画笔。“我国还有一类特殊的花,比如长在高海拔的绿绒蒿,因为它气质高贵,欧洲人叫它‘东方女神’；还有被称作‘中国鸽子树’的珙桐,因为它开花雪白,像一群群鸽子停在枝头。还有水蜜桃、猕猴桃、柿子等水果,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它们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目前,这幅画作已接近完成,曾孝濂正在做最后阶段的调整,比如各种植物的小环境、前后层次、需要提亮与加暗的地方。“我争取顺利完成这个任务,也算我这个退休老人为中国植物科学传播做的一点贡献。”

　　结束采访前,曾老思考了片刻,用一段话概括了自己的一生——

　　一花一鸟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信手涂鸦一顽童,机缘巧合入画途。以腊叶标本为依据,为植物志画插图。世人多不屑一顾,我偏觉味道足。既坐得冷板凳,也登得大山头。笔耕不辍六十载,一意孤行意未尽。

　　离开时,记者发现在曾老的床头柜上,堆满了各种药品,有治疗失眠的片剂、也有缓解疲劳的眼药水。

　　“要是身体好,我会一直画下去。要是老天说,你画不了了、手也抖了、眼睛也不行了,那我就高高兴兴说拜拜。听其自然吧。”（记者岳冉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