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受到自己笔下人物给予我的力量

　　记者：您的《黄金时代》的时间背景是上世纪30年代，《孔雀》 描写的是七八十年代，《立春》是90年代，《致青春》又是本世纪初年轻人生活，您如何把握这种年代的变化，如何捕捉不同时代人的想法和生活状态？

　　李樯：每一个不同时期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都是不同的，每个时间段的人都有他们在那个时间段里特有的精神风貌。想捕捉那个时代的人的想法和生活状态，就必须要捕捉那个时代的特质。探讨不同时期的人，就是探讨不同时期人与社会的一种关系，以及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期，人所呈现的精神面貌。人是时代的尾随者。我很少讲一个人的故事，我对人物众生相有一种偏好，无论是《致青春》，还是《黄金时代》，《黄金时代》是讲一群人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故事。

　　记者：在您的故事中，很多人物都是为了理想而和生活争得鱼死网破的状态，这一点从《孔雀》开始，一直到《致青春》，到《黄金时代》，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您是怎么理解这种坚持的？您也是这样的性格吗？

　　李樯：人这一生并不是事事如愿，人都需要与自己的命运搏斗，每个人都是一个战士，你需要在命运的战场上厮杀、享受。所以我觉得不只我是这种性格，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一种处境。我觉得这是一个交相辉映的过程。我们都是在生活中修炼，没有绝对的改变，也没有绝对的坚持。我现在面对的未来岁月，依然有很多挫败在等着我，生老病死，人生的无常，全在我眼前，我依然要面对各种心灵的困境，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记者：您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您之前认为《立春》是“挽歌”，现在纠正为“颂歌”，为什么呢？是您自己的心态在变化吗？

　　李樯：我们不能拿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否来界定这个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这些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待事物的看法也会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了一种新的写法，而是说，我慢慢感受到自己笔下人物给予我的那种饱满的力量。《立春》，包括《孔雀》，包括我的其他的电影，里面的人物都是敢于对自己的命运有担待的人，他们身上那股饱满的生命力教育了我。

　　写作本身就是一条崎岖的道路

　　记者：您出生在河南安阳，您的很多剧本都定位在小城市，描摹特别普通的生活场景，能不能谈谈您对这种日常生活是如何把握的？

　　李樯：我出生在小城市，小城市的生活是与我血脉相连的。其实多数人是在小城市长大的，毕竟大城市就那么几个，小城市代表了中国多数人的生活样貌，它有一种普遍性。我对菜市场有很深的感情，我觉得那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场所。菜市场有着对生活最基本、最朴素的依赖与要求。每次走进菜市场，我都觉得那是最能裸露生活面目的地方，里面有一种生生不息、孜孜不倦的对生活的渴望。

　　记者：您与关锦鹏导演和赵薇的合作，在接下来的《放浪记》中还将继续，选择他们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合作起来更加顺畅？如果你们的意见或者想法有分歧，谁更容易妥协呢？

　　李樯：赵薇和我是很多年的好朋友，我们合作过《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后来她当导演需要找人写剧本，我又恰巧是做编剧出身，所以她约我为她写毕业作品的剧本。我们俩是一拍即合，很有默契。我们合作完《致青春》以后，双方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了，我认为《放浪记》里的人物非常适合赵薇来演，这是一次客观冷静的合作。无论跟哪位导演合作，当然会有一些意见是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在法庭上辩论一样，谁说得更对，就服从于谁的意志。我们会把私交放到一边，这样的辩论是为了达到更准确的、更合理的结果。

　　记者：关于剧本创作，改编是不是比原创更容易一些？您认为一个编剧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李樯：原创剧本就像自我生长的一株树，而改编则像是一次嫁接，改编后的剧本是一株嫁接的植物。其实这两者都不容易，写作本身就是一条崎岖的道路，对于写作本身来说，是没有本质差别的。编剧要想成功并不难，一方面是要看你的作品是否可以打动别人。这个时代不太像梵·高那时候，天才容易被埋没。写《孔雀》那个时候是可能的，电影行业没那么发达，剧本很容易被隐匿。所以就看你能不能写出特别好的故事，很特殊、独树一帜，打动这些搞电影的人。另一方面是要看你有没有认清电影编剧和小说作者的区别。编剧不是一个个体化的东西，它一定是工业化的、群体性的东西，要看你的个性是不是和一群人的东西合上槽了，否则很可能十年八年都拍不了。

　　记者：入行以来您的写作状态有哪些变化？

　　李樯：现在我的写作状态，有一点和我当年写《孔雀》时是一样的，每次遇到新的题材都会面临困境。我对写作还是很胆怯的。编剧不是演员，不是你有一张脸，就成了符号，即使作者是李樯，电影公司还是要看了剧本再说。你这一部作品的成功和下一部作品的成功关系是零，一点都不意味着你的名声会让你下一部作品台词更棒、结构更棒。所以我要告诉每个写作的人，你每写一部作品都是一次冒险，是一次失败与成功互相折磨的历程。每年我都会发现自己新的兴趣点。现在帮关锦鹏写《放浪记》，就是一个与以往不太一样的东西。兴趣不同，东西就不一样。

　　记者：您以后会一直在文艺片这条路上走下去吗？您会亲自导演自己的剧本吗？

　　李樯：可能别人都觉得我很文艺，其实我不是一个一直维护所谓文艺片特色的人。但是我要坚持一点，不管写什么都有我的色彩。我非常喜欢警匪片，我要写一个警匪片，我还会写一个犯罪片，故事全有了。我相信将来自己会做导演，但一定不是我自己酝酿的题材。我会拍一个离我很远的东西，那时就是我对自己、对电影审美的考验，是我关于电影的见识和世界观，但我不会拍自己写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