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只在农村上过3年村小的农家子弟，通过自学取得法律专科文凭。20多年年，他不忘初心，情系农民工，并坚持义务为农民工维权，被农民工亲切的称为“工棚律师”……

向永兴代表在中国工会十七大新闻中心。中工网记者 宋晓莉摄

　　“我工作的地方有一批农民工兄弟姊妹等着我回去，给他们讲解工会十七大的精神和见闻。”自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以来，重庆代表团向永兴代表的电话就没停过，“有媒体采访的预约电话，有亲朋好友的问候电话，但更多的是农民工兄弟姊妹们问何时回去的电话。”

　　向永兴，重庆奉节县人，现为重庆市奉节县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奉节县总工会驻武汉市青山区总工会农民工维权站站长，因其常年为农民工兄弟维权，被农民工称为“工棚律师”。

　　受工伤索赔遭拒，他开始自学法律

　　奉节县岩湾乡平石村是向永兴的家乡，由于家里穷困，13岁的向永兴便辍学走上了打工之路，此时，他仅读了3年小学。“那时候瞒着父母找邻居借了一点钱作为出去打工的路费，但却不知道县城怎么走，就悄悄跟在一个老乡的后面。”向永兴回忆说，后来，老乡发现了他，就把他带到了湖北去打工。

　　起初因为年龄小，单位都拒绝录用，向永兴只能在工地上干点杂活。1991年，16岁时的向永兴便和几个老乡到武汉去找工作，“当时我又瘦又小，找工作处处碰壁，3天没有吃上一口热饭，甚至露宿街头。”

　　1997年，向永兴在武汉的一家建筑工地山干活时，被失控的吊车铁笼砸中头部。受伤的他躺在医院里，三万多元的医疗费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上，他找到工地的负责人寻求工伤赔偿。“这不关我的事。”老板转身就走。

　　随后，同病房的病友提醒他，“你可以去找劳动仲裁机构。”在病友的热心帮助下，向永兴通过当地劳动仲裁机构，拿到了7000元赔偿。

　　受伤自行索赔被拒的遭遇让向永兴意识到，或许与他经历相似，甚至更糟糕的人应该还有很多。而自己又尝到了知法懂法的甜头，于是他工作之余便窝在工棚，一头扎进各种法律书籍里，一本《劳动合同法》被他翻得皱巴巴的，书里面歪歪扭扭地记着他的读书心得。

　　“你这点文化还想当律师，怕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哟！”向永兴说，当时工友们一边打牌，一边取笑他。而自己没有管那些流言蜚语，别人说的时候也跟着笑笑，就不在理会。

受访者供图

　　从农民工到“工棚律师”的变化

　　在工友们的笑声中，向永兴学的愈发起劲。很快，他自学的法律知识就有了用武之地。奉节籍３０多名农民工被欠薪，工友们讨了两年多毫无进展，2000年底找到向永兴。向永兴整理证据材料后，向当地职能部门申诉。由于证据确凿，合同条款明晰，在当地职能部门的督促下，很快讨回了12万余元被拖欠工资。为农民工讨薪的故事一传开，找他帮忙维权的人越来越多。

　　奉节人杨道财因工地地基塌陷造成全身多处骨折，用人单位以杨道财拿不出有效的劳动合同为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一分钱也不拿。向永兴找到用人单位负责人，却吃了一个闭门羹，但他毫不气馁，带着杨道财做了伤残等级司法鉴定，向街道、劳动、信访等部门反复求助，最后在青山区总工会的协调下，杨道财在次年拿到了14万元的赔款。

　　“向哥真是个好人，把工友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一样，一趟一趟跑，不辞辛苦。”一些向永兴帮过的工人说，每次在外面吃饭，向永兴都只要一碗炒粉，从来不坐出租车。

　　向永兴告诉记者，都是农村出来的，赚钱不容易，能帮着省点就省点。他帮人维权“讨薪”，虽然会耽误自己打工，但他从来不要别人一分报酬。

　　平时，他只能接些零散活，收入越来越少，生活紧紧巴巴，还时常有危险。冷遇、嘲笑、谩骂、恐吓始终伴随着向永兴的维权之路。

　　据他回忆，最惊险的维权经历是在湖北孝感一个镇上，他正为一个在工地事故中死亡的巫溪小伙商讨赔偿事宜，“咣当”一声，办公室的大门被一脚踢开，老板杀气腾腾地冲进来，“他威胁我“赶紧走，否则我对你不客气，随后，10多个男子窜出来把我的车团团围住，无奈之下，我只好报警才得以脱身。”

　　付出的多，总会收到回报。2011年，“重庆市奉节县在汉农民工维权站”的牌匾交到了向永兴手上，这一年，他36岁。据统计，近6年来，他接待农民工800多人，办结案件137件，共计结案1697.5万元。其中，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97件，涉及506人，结案金额985万元；调解工伤、工亡案件40件，结案金额712.5万。

　　由于向永兴常年帮助农民工，他也成了农民工心中的“工棚律师”，个人也先后被评为被评为重庆市“十佳农民工”、武汉市“十佳农民工”，获得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章”、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工会十七大代表。

　　“不管别人怎么称呼我，我始终是一名农民工。”面对众多的荣誉和头衔，向永兴始终认为，他与所有的农民工并没有多少区别，唯一不同的是他是在帮助其维权，为他们开展服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