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河边帮忙修战壕

　　苏耀先4岁就上学了，这缘于父母的一个心结。他的曾祖父虽是个秀才，对讨营生过日子却不在行，生活得并不宽裕。他的祖父、父亲都没上过学，给人打长工的日子不好过，因此父母希望孩子们能有文化。

　　“七七事变”后，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沿漕河修筑工事，准备抵抗日寇南下。当时16岁的苏耀先听说这件事后，专门赶到修筑工事的现场，出于抵抗外敌的迫切心情，也积极参加。即使赶上大热天儿、下雨天儿都毫不在意。工事修好了，苏耀先非常高兴，以为可以战胜日本强盗了。但国民党军队不久就南撤了，这个16岁的少年，也被“泼了一瓢冷水”，心里很难受。

　　1937年10月，苏耀先参加了村里的青救会，第二年成了青救会主任，后来又成为安新县文建会（文化界抗战建国联合会）干事。当年11月，日寇占领苏耀先的村子后，8位乡亲遭到枪杀。第二天下午敌人撤离，大家回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掩埋被杀的乡亲。“抬棺入土无眼泪，只有烈火胸中燃”，苏耀先把自己怒不可遏的心情，写进了这首小诗里。

　　伴着菜油灯熬夜刻蜡版

　　1942年，苏耀先和一批地方干部被抽调到延安学习，后来又因为参加学习的人已满员，由北方局介绍到部队，成为冀中军区九分区教导大队缮写员。对此，他曾把当时的感受写进诗里：“文武笔枪皆抗日，杀敌立功自英雄”。

　　缮写员的工作就是刻蜡版、印文件，还出版小报，工作量很大，经常工作到零点以后。当时条件艰苦，有时连煤油灯都没有，只能借助菜油灯微弱的灯光来工作。当时开会的所有文件，都要通过刻蜡版来印发。教导大队的小报内容也很丰富，训练情况、技术方面的问题等，小报上都有体现。

　　22岁那年，也就是1943年，苏耀先患上眼疾，因无法医治，左眼失明。从此，他靠一只眼睛刻蜡版。刻蜡版是个细致活儿，一平方厘米的面积，要安排4个字，有时甚至是6个字，很考验人的耐心。那时候，因为经常加班熬夜，原本不吸烟的苏耀先，养成了吸烟的习惯，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戒了烟。 因为刻蜡版刻得好，有紧急任务时，苏耀先不时被调到别处帮忙。

　　虽然没有直接扛枪上战场，苏耀先也时刻感觉到战争的紧张气氛。部队在哪里打了一场仗，胜负如何，在哪里遭遇鬼子，结果怎样，他都通过文件和小报关注着。尤其是赶上鬼子扫荡，教导大队也下到连队，跟战士们一起往山里躲避。有一次，他们随县大队活动，由西部转移至任丘的采蒲台，刚下船入村住下，敌人又袭来了。边打边撤，一名战士牺牲，还有八名不识水性的战友溺亡。他把这件事也写成了诗，抒发对战友的怀念和无限惋惜之情。

　　抗战年代条件艰苦，吃饭是个大问题。每人每顿饭定量是13两小米（大约相当于现在的8两），每天两顿饭。有时喂牲口的高粱、黑豆也成了大家的饭。那时候，部队经常开会让大家讨论问题，“你对吃不饱怎么认识？”也成了一个议题。大家的意见非常统一，条件再艰苦，也要奋力杀鬼子，把日本兵赶出中国，就有好日子过了。

　　□文/本报记者 苗静 石维 实习记者 杜倩倩 图/本报记者 李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