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会结束后，工作人员为师昌绪院士移柩，儿子师宁抱着老人的遗像走在前面。记者 董立龙摄

　　归国路

　　“这是一个儿子第一位的责任”

　　“你要回中国呀？”1954年夏天，从美国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列车员仔细端详了一位东方面孔的年轻乘客后问道。

　　“是的，我要回家。”这位年轻人就是时任麻省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的冶金博士师昌绪——一个正准备放弃在美国前途无限的事业、稳定舒适的生活，渴望回到一穷二白祖国的中国人。

　　他身边两个大皮箱里，塞满了他亲手油印、准备到纽约散发的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要求美国政府不要阻挠中国学生返回新中国。

　　此时，距他离开家乡，已经过去17年——近乎他当时人生的半数。

　　“师老是1937年中秋前夜离开故乡的。”大营村党支部书记李志明这样告诉记者。师昌绪是当地人的骄傲，师昌绪的自传是他的“精读书”。11月16日这天，他和几位村民代表，早晨5时出发，在大雾中驾车3个小时，赶到八宝山为师老送行。

　　70多年前的那个雨夜，师氏一家在泥泞中开始了逃亡之旅，两天仅前行了40多公里。在满城火车站，南下的列车苦等不至，一家人不得不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家中老弱妇孺走不动的留下，听天由命；日本人屠刀所向的青壮男子继续徒步南逃……

　　月圆之夜，生离死别。

　　那一刻，即将离别的人都号啕大哭。

　　逃难的路上，师昌绪两度险些丧命，一次是坐在火车闷罐车顶即将进入郑州，一道限高的钢梁突然出现，要不是堂兄昌绶把他按下，早已做了“梁下鬼”；另一次是从宝鸡过秦岭到汉中，搭了辆刹车不灵的卡车，几次都险些坠入山涧，但都躲过了。

　　师昌绪甚至在自传里亲手画出了一路逃亡的示意图，“中学里全是逃难的人，一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全堂痛哭。”

　　当时有一个说法，一个国家贫穷，主要是因为地下的东西没有开采出来。师昌绪就这样放弃了教书的心愿，选择了科学救国、采矿救国的道路。1941年他考入了国立西北工学院采矿冶金工程系。1946年，已经参加工作的他，又考取了美国留学的自费名额，但由于缺钱，直到1948年9月才成行。

　　八宝山东吊唁厅外，长长的队伍排满了广场。

　　师昌绪曾说过：“人活着为什么，这是人生第一要义，我活着为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吊唁队伍的前头，排着多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些曾经和师老并肩战斗过的院士们，对这句话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

　　“波士顿的冬天比北京冷，持续时间长，而且雪大，雪天多。”师昌绪留美获得冶金博士之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做助理研究员，中科院院士张兴钤曾与他共同租住在一套单元房里，若干年后，那里的寒冷依然让张兴钤记忆深刻。

　　寒冷，不仅来自气候，还有当时的形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司法部明令禁止学习理工、医学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甚至吊销了五千份护照。1951年，师昌绪和钱学森等35人成为美国明令禁止回到“红色中国”的学者。

　　“回国的历程就像一场战争!”

　　师昌绪曾和印度孟加拉工学院联系想去做一名研究学者，这是他为曲线回国而想出的办法。但美国当局将中国留学生的离境一律视为变相回国。师昌绪就利用和印度大使馆的旧交，通过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印度青年外交官把信件转交给了中国政府。1954年5月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这封信成为中国抗议美国政府无理扣压中国留学生回国的重要依据，周恩来总理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严正抗议。

　　美国新闻媒体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波士顿环球报》、《基督教箴言报》等著名媒体都采访过师昌绪。

　　中科院院士李恒德至今仍保存着那份1954年底出版的《波士顿环球报》的复印件。报道中，师昌绪说：“我就是想回家，我必须回去奉养我的父母。这是一个儿子第一位的责任……”

　　1954年夏天，师昌绪等人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晚上就用花50美元买来的滚筒式油印机印制争取美国民众支持的宣传文件。当师昌绪将装得满满的两大皮箱文件、信件从波士顿运到纽约去散发时，被列车员认了出来。他以为厄运来了——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社会充满恐怖，他的所作所为很有可能为自己带来牢狱之灾。幸亏对方只是看了刊有他内容的报道而印象深刻，并无恶意，这才躲过了一劫。

　　1955年春，美国在各方的压力下被迫公布同意一些中国留学生回国名单，其中就包括师昌绪。

　　是年6月，他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扑向祖国的怀抱。然而，当到达父母家人所居的郑州时，“接待我的是穿孝的嫂子和三个侄子。原来就在我登上船的那天，我妈妈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