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帮助受助老人用餐。

　　为最边缘人群“兜底”，这钱该花

　　媒体反应如此热烈，似乎超出了人们的意料，也引发各方讨论与思考。

　　“一个城市的成熟看它的开放包容，一个城市的温度则体现在兜底保障体系的完善。”曾长期担任天津市救助站站长的王英梅，深切体会到这一点。

　　面对“一次给这么多乞讨人员落户，是否会对这类人员造成误导、增加地方财政压力”等舆论关切的问题，王英梅和同事们算了一笔账：天津市每年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约7000人次，多为临时遇困、走失和被遗弃的，绝大多数人经救助后及时返回家中，剩下大概有600人次左右，因为智力障碍、精神疾病、残疾人等原因无法表述身份信息。

　　对于这600余人，天津市民政部门启动5+1寻亲模式，借助民政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救助寻亲网、新媒体客户端、微信公众号、传统报刊等多元化立体寻亲，并报请公安部门进行DNA比对、人脸识别比对。

　　近三年来，天津市流浪乞讨人员寻亲找家率在98%以上，处于全国较高水平。

　　事实上，一方面，随着脱贫攻坚战进入决战阶段，我国贫困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科技手段的进步，公民电子信息采集不断完善。合力之下，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人员在全国范围内都在减少。

　　“这193名长期滞留人员，是天津28年来积累下来的总数，按照我们目前的找家率，今后每年滞留人员应该仅为个位数。”据王英梅介绍，有一位82岁的老人，经过微信公众号的推送，仅用一个半小时就找到了家人。从2017年至今，已经有219人通过这种解难系数高的方式找到了家人。

　　长期研究社会保障政策的关信平，也肯定了天津市的做法：“为困难群众提供保障，政府肯定要投入一定的财政资源，但这是该花的钱。政府为极少数有特殊困难的人在当地落户，是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兜底保障，不会给地方财政和市民生活带来影响。”

　　田志国认为，出台兜底保障政策体现城市温度，在新一轮人口普查即将开始之际，将这些流离于城市、乡村人口统计口径之外的的边缘人员，融入到天津城市发展中来，是需要决心和勇气的。

　　“公民身份属于政治赋权。尽管他们可能基于智力方面的问题，意识不到落户的意义，我们作为正常人有义务和责任尊重他们的基本权利。这既是城市的态度，也是城市的温度，更反映出人民至上的理念和国家进步的现实。”一位长期参与救助工作的工作人员总结道。

　　这次落户人员中年纪最大的李占山，今年已经94岁了。3年前刚被送到救助站时，他还可以说出来自己的年龄和姓名。在外流浪多年，他已想不起自己的家在哪里。随后体检发现异常的精神举动，初步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症。

　　目前，李占山老人正在天津定点医院治疗。公安机关按照他的名字进行人口信息检索，却未找到相符的信息，其他信息比对亦未成功，相关线索也都一个一个被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