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双百”方针理论基础的时代思考

　　“双百”方针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根本方针，是坚持真理问题上的实践标准必须遵循的方针。但陶德麟认为，在拨乱反正中仅仅强调“恢复”“双百”方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认为：“虽然‘双百’方针提出的初衷完全正确，可是后来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估计发生了原则性的偏差，这个方针的理论基础实际上被修改了。它的理论基础已经基本上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论（当然也包括意识形态的理论），而是被扭曲了、变形了的‘阶级斗争’理论，因而它的主要内容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是无法统一的。”为了恢复“双百”方针理论基础的本来面目并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完善，他先后在《光明日报》和《求是》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系列论文，以确凿的事实、细致的分析和犀利的语言论证了这样一些重要观点：

　　第一，把“百家”归结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家”，把一切科学艺术的不同见解和争论都归结为阶级斗争，不符合思想史的事实，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第二，精神世界的问题不可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即使确是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也必须遵循思想斗争的特殊规律，即必须用说理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办法。“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专政”是完全错误的口号，这一口号不能为马克思主义赢得寸土，只能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败坏。

　　第三，要正确地贯彻“双百”方针，就必须以认识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论（当然也包括意识形态的理论）为基础，对这一方针作重新解释。只有经过重新解释的“双百”方针才能真正成为促进科学艺术进步和文化繁荣的方针。他还对今后如何切实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议。正是由于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他关于“双百”方针的系列文章在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既有力地批驳了在真理面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没有平等可言的哲学教条，又维护了“双百”方针应有的科学含义，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作了极具意义的开路工作。

　　对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其与实践标准关系的阐释

　　198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论断，1992年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论断。对于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实践标准三者之间的关系，理论界有不同的解读。从1987年起，陶德麟先后发表了系列论文，就此阐述了如下精辟见解：

　　第一，三个“标准”的提出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是哲学概括现实而又指导现实的体现。

　　第二，实践标准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仍有重大分歧，是因为实践标准并没有回答实践本身是否合理的功能。实践标准判定的是认识的真理性问题，生产力标准判定的是实践的合理性问题。虽然解决前一问题是解决后一问题的前提，但解决了前一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后一问题。以某一真理性的认识为依据引出的实践方案可以是多种多样、甚至截然相反的。如果以实践为标准去检验何种实践合理，则不仅是同义语反复，而且会得出无论什么实践都合理的荒谬结论。例如，根据对某些科学技术的真理性认识，既可以制造治病救人的药品，也可以制造害人杀人的毒药。如果用实践去检验，这两种方案都可以“实现预期的目的”，因而都算得上是“合理”的。可见，检验实践的合理性需要另一种标准，这种标准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取向。追求的目的不同，实践合理性的界说和判定标准也就不同。马克思主义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实践合理性的标准，首先需要有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真理性的认识，同时还需要确立以解放全人类为最高理想的价值观，如果仅有前者而无后者是提不出这个标准的。肯定会有人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始终不同意这个标准，那也不必强求。只要绝大多数人认同这个标准，社会就会形成比较一致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建设就会顺利得多。

　　第三，“实事求是”的原则应当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它不仅要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还要求从中引出的实践方案有合理的价值取向。只有同时做到了这两条，才算是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就是在实践标准讨论之后还必须开展生产力标准讨论的理论原因。

　　第四，不能把生产力标准归结为经济效益标准。经济效益有局部和整体之分，有眼前和长远之分；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只需要讲求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要讲求社会效益。把生产力标准归结为经济效益标准，在理论上不准确，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消极后果，最终会导致对生产力本身的破坏。

　　第五，“三个有利于”标准并不是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之外的另一套标准，但又不是对两者的复述或叠加，而是对两者的综合和发展。它是把认识的真理性原则和实践的合理性原则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理作为整体贯通起来并与国际国内的具体形势结合起来的一种高度浓缩的表述。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基础，没有这两个标准就没有根据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不能认为有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就不需要再讲前两个标准。然而，“三个有利于”标准又确实比前两个标准更进了一步，运用在改革实践中更好操作，更便于检查落实。

　　此外，他还对这三个“标准”与精神生产、道德原则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

　　对人道主义问题的辨察

　　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中，陶德麟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把人道主义视为资产阶级专有的旗帜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导致了严重的消极后果。为人道主义正名乃至辩护都是必要的，但必须给予科学的解释；不加分析地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或者用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也同样不正确。1984年，他发表了《对两种历史观的一点理解》和《关于两种伦理原则的几个问题》两篇论文，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见解：

　　首先，人道主义是从一定的历史观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伦理原则。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哲学基础的。抽象人性论的根本缺点在于它把人性视为脱离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在于它不是用历史来解释人性而是用人性来解释历史。这种抽象的人性论实际上是把资产阶级的要求说成普遍人性，由此引申出来的人道主义原则也是资产阶级要求的反映。把这种人道主义界定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符合实际的。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可以引申出人道主义原则，这是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表现在四个方面：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不触犯资本主义制度为界限，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则与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相一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用无差别的“人类之爱”来掩盖事实上的阶级矛盾，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则以承认阶级矛盾并以最终消灭阶级差别为归宿；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则以集体主义为核心；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很大的虚伪性，不可能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则是现实的，可以彻底实行。

　　再次，分清两种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不等于否认“共同人性”的存在。人类有利益差别乃至利益冲突，也有共同利益；有共同利益就有共同人性，它并不是空洞的概念。但共同人性只能寓于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具体人性之中，是具体人性的共同点，不能脱离具体人性而独立存在，正如“水果”不能脱离桃杏梅梨等而独立存在一样。不能把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特殊要求说成全人类的“共同人性”。

　　最后，分清两种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绝不等于否定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也不等于否定它在当前实际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他还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并给予科学的解释，使之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