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办法保证研制工作顺利进行

　　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步履维艰。

　　“严格来说，那时我国根本不具备研制核潜艇的基本条件，除了工业生产能力薄弱，更大的困难是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黄旭华告诉记者，最开始参与的29人对核潜艇一无所知。

　　大家曾天真地构想过，所谓核潜艇就是常规动力潜艇中间剖开加上一个反应堆。谁知道它完全是“另一个天地”。苏联留下的常规动力潜艇设计、建造资料满足不了要求，国外又对我国严密封锁，一切都要依靠自己从零开始。

　　边学习、边研究、边验证，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黄旭华和同事们就提出了5个核潜艇总体设想方案。

　　就在怀揣梦想日夜苦干时，残酷的现实给了他们重重的一击——1962年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

　　作为仅存的“科研火种”，黄旭华等十余人继续维系着艰难的研制工作，等待转机和希望。

　　最初没有任何研究手段，连办公场地都是借用人家的，黄旭华等人不等不靠，提出“骑驴找马”的工作思路——虽然驴没有马跑得快，但没有马，那就先骑驴上路，边走边找马。

　　办法之一就是走出去“种菜”。

　　他们先后派出200多名科技人员，到陆上模式堆工地“种菜”长达两年，按照艇的总体设计要求，在工地上和施工方、用户方共同完善设计、处理施工问题，参与了从零功率到全功率的运行试验全过程，一方面完善了陆上模式堆的建造和试验，另一方面完善了动力舱的设计，同时培养和锻炼了一支过硬的队伍。

　　黄旭华告诫参研人员重视核潜艇的稳性设计，保证“不翻、不沉、开得动”。我国后续核潜艇的稳性设计都比较好，均得益于黄旭华最初提出的稳性设计理念。

　　但在当时条件下，要实现这种稳定设计并不容易，一是数据繁杂而计算工具有限；二是设计时很多配套设备尚未研制完成，生产出来的设备重量常常与设计值相差很大，潜艇总重难以控制，一个数据有变化就要重新计算。

　　在没有外援、没有资料、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他和团队组织三组人马同时计算核对数据，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

　　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曾伴随着黄旭华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我国第一代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自于这把算盘。

　　“斤斤计较”的土办法保证了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

　　带上“三面镜子”去伪存真

　　除了“种菜”，黄旭华和团队想到的另一个办法，是从情报入手，开展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

　　当时国外保密控制很严，在浩瀚无边的报刊杂志和论文资料中，要寻找有价值的核潜艇资料，犹如大海捞针，而且能找到的资料往往掐头去尾，真假难分，不信不行，全信可能上当。

　　黄旭华提出收集资料时要带上“三面镜子”：既要用“放大镜”，沙里淘金，追踪线索；又要用“显微镜”，去粗取精，看清实质；更要用“照妖镜”，鉴别真假，去伪存真。

　　采访中，黄旭华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报告说，为了确保导弹发射时的精度，美国准备在核潜艇上安装一个65吨重的大陀螺，利用这个高速运转的大陀螺来稳定航行姿态。

　　“这个大家伙我们生产不了，如果采取这种方案，意味着增加了一个研究课题，艇上还要增加一个舱室，加大了排水量，会影响航速。”黄旭华提出疑问，除了这个办法，有没有更好的技术途径？

　　但当时我国还没有大型的先进实验手段，黄旭华只能从简单的理论基础分析和简陋的实验入手，从获得的大量数据中得出结论：从操纵面下功夫，用“简单”的方法同样可以满足要求。

　　但也有人提出：人家科技水平比我们高，他们都用了，我们不用将来出了问题怎么办？

　　黄旭华却坚持要走自己的道路，理由是，工作是严格按照科学程序来做的，就应该相信自己的结论，不能盲从跟着别人做。

　　“后来得到的消息，美国最后也没有上这个大陀螺，差点闹笑话。”让黄旭华更高兴的是，按照自己的设计方案，之后在海上开展核潜艇导弹试验时，完全满足了精度要求。

　　事实证明，我国没有采用美国所谓的大陀螺方案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