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急匆匆赶到郑州，恰好穆青、冯健从西安回来。周原随口抛出几个沉甸甸的例子，焦裕禄有棱有角的形象，便赫然矗立眼前。此行中原，穆青曾打算去豫北林县，采访林县人民在太行山腰开凿红旗渠的伟大壮举。周原在兰考的发现，使他看到了那个苦寻无着的瑰宝，正抖落尘埃崭露头角，静静地在大河最后一道弯熠熠闪光。在新中国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尚未恢复，特别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还面临严重困难之际，多么需要报道这样不屈不挠同自然灾害进行斗争、带领群众恢复和振兴农村经济的典型啊！

　　穆青像一个运筹帷幄的战役指挥员，下决心调整部署挥师豫东，把兰考作为发起新的战役的突破口。1965年12月17日上午，穆青、冯健、周原走进兰考县委大院。

　　后来，人们忆起发现焦裕禄这一伟大精神铸造关键一役揭幕的情景时，颇有感触：如果说，周原打开了发现焦裕禄的门闩，那么，刘俊生就是发现焦裕禄的向导。

　　为焦裕禄拍下四张照片

　　那年月，照相机很少，胶卷也金贵。焦裕禄平时参加会议和到基层社队，都不让人给他照相，但下乡时却时常喊着刘俊生，并且嘱他带上照相机。1963年9月初的一天深夜，刘俊生又接到通知，让他第二天上午带上照相机，到城关公社老韩陵大队找焦裕禄。第二天，刘俊生在老韩陵村北的红薯地里，找到了正在劳动的焦裕禄。

　　那天上午，焦裕禄披着中山装上衣，露着白色秋衣和土黄色鸡心领毛背心，像个娴熟的庄稼把式在锄地。刘俊生欲罢不能，转身悄悄把镜头对准焦裕禄按下快门，从侧面拍下了焦裕禄锄地的照片。焦裕禄锄完红薯地，又走到一块花生地里拔起草来。

　　刘俊生透过地头上人的空隙，见焦裕禄抚弄着油绿茁壮的花生茎喜上眉梢，不禁为焦裕禄的生动神情所吸引，迅速调整焦距，拍下了焦裕禄在地里拔草的照片。为了不使快门的“咔嚓声”惊动焦裕禄，按快门时，他故意轻轻咳了一声加以掩饰。

　　中午，焦裕禄和刘俊生在老韩陵大队吃过派饭，骑自行车由北向南驶去。行至朱庄村南春天栽的50亩泡桐林东侧，只见波荡起伏的沙丘上，新栽的泡桐树已是一爿绿荫。焦裕禄满脸惊喜，支好自行车，兴奋地向泡桐林走去，边走边对刘俊生说：“咱们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成活了，长得多旺盛啊，十年后，这里就是一片林海！”

　　刘俊生被焦裕禄发自内心的喜悦所感染，掏出照相机，趁他不注意，迅速拍了一张焦裕禄站在焦桐树旁，叉腰侧首笑望郁郁葱葱泡桐林的照片。这时，跟在身旁的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孟庆凯提出：“焦书记，我想和你合个影，留个纪念。”

　　焦裕禄刚到兰考时，孟庆凯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面对严重灾情为难发愁。焦裕禄提出，让他到抗灾斗争第一线任职，看看贫下中农是怎样跟严重灾害做斗争的。经过加钢淬火，孟庆凯成为一名优秀领导干部，城关镇涌现出许多抗灾硬骨头队。

　　焦裕禄满意地看着孟庆凯，笑着问道：“咱们照相有啥用啊？”

　　这时，刘俊生一直憋在心里的话涌到嘴边，忍不住插话：“焦书记，每次跟你下乡，你都告诉我带上照相机，可为什么不让我给你照相呢？”

　　焦裕禄说：“让你下乡带照相机，是让你多给群众拍照。广大群众为改变兰考面貌忘我劳动的精神，是很感人的。给群众照相，既对他们是个鼓舞，又很有意义。”

　　刘俊生讲出一番理由：“要是把你和群众劳动的镜头拍下来，群众看见照片一定会说，我和县委书记照相了！这个是我，那个是他，这对他们不是更大的鼓舞吗？”

　　焦裕禄被刘俊生变着法儿讲的一番理由逗笑了，挥了一下手臂对刘俊生说：“你讲得有道理，有道理。好吧，你找理由给我照相，那今天就照一张吧！”

　　“怎么照法？”乐不可支的刘俊生憨直地问。

　　“我爱泡桐，就在泡桐树旁，给我和老孟一起照个相吧！”

　　根据刘俊生的建议，焦裕禄穿好上衣，依旧敞怀露着土黄色的鸡心领毛背心，走到几棵泡桐树前，对刘俊生说：“就这样照吧！”说着，右手倒背，左手自然扶住一棵锨柄粗的泡桐树。站在焦裕禄左侧的孟庆凯，举起右手扶住同一棵树的上端。

　　刘俊生不失时机地按动快门，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焦裕禄与孟庆凯合影时，两人手扶的这棵泡桐树，就是今天闻名遐迩的兰考景观——“焦桐”。后来，宣传焦裕禄时，报刊书籍使用这张照片，都把立于泡桐树另一侧的孟庆凯隐去了。

　　焦裕禄在兰考留下的四张照片都摄于这一天。其中，侧身锄地和蹲在地里拔草的两张，系上午摄于老韩陵村的农田；在泡桐树前和手扶泡桐的两张，则是下午摄于胡集大队朱庄村南林地。照片洗好后，刘俊生把四张照片各送给焦裕禄一张。焦裕禄拿着叉腰站在泡桐树旁的那张照片说：“这一张好，这一张好！”

　　刘俊生把焦裕禄的四张照片贴在日记本首页，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面。每当工作疲倦，或思想遇到挫折陷于苦闷时，他总要习惯地看看照片，从中寻找慰藉和力量。

　　1966年春，焦裕禄事迹在全国宣传后，穆青向刘俊生要焦裕禄的照片。刘俊生感到很惭愧：焦裕禄在领导兰考人民除“三害”中，曾有过多少激动人心的瞬间，自己作为新闻干事却没抓拍下来，这是多大的失职呀！无奈，他只好还给穆青提供那四张照片。此后，各地来兰考采访和参观者，不少人也向刘俊生要过焦裕禄的照片。有的得知焦裕禄在兰考仅留下四张照片，失望之余不免啧有烦言。刘俊生也有苦衷。1966年3月3日，他在上海《新民晚报》发表《在泡桐树下拍的一张照片》，其中写道：

　　在这里，我要向来兰考参观访问的同志们表示歉意，请你们不要再质问我，为啥给焦裕禄同志拍的照片这么少；也不要再向我要焦裕禄同志的照片底版了！老实告诉您：我拍下他的照片，的确就这么三四张。您非要焦裕禄同志英雄形象的照片底版不可，那么，就请你们到兰考三十六万人民那里去要吧！到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那里去要吧！他们的心里都存放着焦裕禄同志英雄形象的照片底版！

　　最初的“焦桐”守护人

　　1965年12月，穆青、冯健、周原到兰考采访焦裕禄事迹时，穆青手捧刘俊生为焦裕禄拍摄的四张照片，仔细端详，反复揣摩，受到很大感染，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焦裕禄内心世界的窗口。透过照片辐射出来的丰富信息，焦裕禄的音容笑貌宛如在记者眼前活现起来。穆青看到焦裕禄这个民族脊梁式的典型的时代意义后，感到焦裕禄手扶泡桐树这张照片很有意义，便问刘俊生：“这棵泡桐树还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