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6日，我们的恩师、中山大学中文系李炜教授与世长辞。

　　恩师走后，我们与他的家人、师长和各界友人一样，陷入了涔潸的悲痛之中。为了以更好的方式追思、缅怀李炜教授，在学校的关心支持下，在诸位师长的主持下，我们怀着共同的信念，开始了为恩师整理编撰一本学术论集、一本追思文集的工作。

　　经过近十个月的准备工作，现在《李炜汉语语言学论集》《李炜教授追思集》终于克服困难，按计划在李炜教授逝世周年之际付梓。回首这十个月的经历，有许多人、许多事，我们永远难以忘怀。

李炜教授生前留影

　　应似飞鸿踏雪泥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是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中的名句，也是李炜教授的父亲——兰州大学李东文教授在他的著作《鸿爪雪泥》后记中的开篇语，更是这本书题名的由来。李炜教授生前很看重老先生这本著作，也将“鸿爪雪泥”的精神引为人生信条。

　　熟悉李炜教授的人都了解，钱财他是不甚看重的，功名也每常是可以“让”的。若说他身后最大的遗产，应该是倾注了毕生热爱和心血的学术研究，以及传递给身边亲人、朋友、学生那些正直、善良、洒脱、坦荡的人生态度。

　　这些财富不应该隐没，更不应该被遗忘，而应该属于全社会，应该在更宽广的时间和空间里，带给更多人前行的力量。因此，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应该做，而且必须要做好的事情。

　　当我们还在酝酿筹谋时，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及语言学教研室的庄初升、刘街生、林华勇等诸位教授就想在了我们前面，他们坚定地表示：把李老师的文章整理出版，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方式。

　　更让我们感动的是，老师们不只是明确表态，更对编辑出版工作给予大力的支持，并且在项目刚刚启动、一筹莫展的时候，身体力行地主导了前期的筹备事项。学术论集和追思文集两书同编的构想，就是由老师们最早筹划并提出的：将李炜教授的学术文章整理结集，同时将师长、同事、学生、亲友及社会各界纪念李老师的文作另外单独结集，形成两本配套的纪念书籍一同出版。此等设计不可谓不用心、考虑不可谓不全面，非真心关切不能提出。

　　庄初升教授还早早地慷慨宣布，书籍出版的经费由他个人来支持。这在最初筹划两书、各项事宜尚不明朗的时候，给了我们一剂稳心定神的强心针。2019年下半年，庄老师奉调浙江大学，临行前还专门跟我们见面，谆谆嘱咐一定要做好两书的整理编辑工作。

　　林华勇教授心明眼亮，一直在积极谋划，斡旋寻求各方支持，促成出版计划。庄师、刘师、林师在书稿的编辑整理过程中，也是主导把关、事无巨细，大到整体方向、工作节奏，小至设计编排、遣词用字，都是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审阅、修改。

　　原中文系办公室詹拔群老师，热心支持《李炜汉语语言学论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积极争取系里的支持，将其列为中文系之“中国语言文学文库丛书”。詹老师熟悉丛书的申请和报批工作，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们填报各项信息，帮我们顺利完成了前期各项审批流程。即使在调离原工作岗位之后，詹老师仍一直关心两书的出版工作，不时帮助我们解决各种报批中的疑难问题。

　　在各位师长的主导和支持下，《李炜汉语语言学论集》《李炜教授追思集》（简称《论集》《追思集》，下同）两本书的整体方案很快得以成型。但随之而来的整理编辑工作，也让我们感到压力山大。

　　《论集》的内容是李炜教授生前已经发表过的学术论文，这部分工作主要是收集、分类、整理、校对以及向论文发表的原刊物申请收录许可等。虽然皆有存稿，但这些文章有些发表年代甚早，有些发表在境外刊物，要想尽数收辑、通统体例，也并非易事。

　　更让我们担心的是《追思集》，其中李炜教授逝世时，除了师友们撰写的挽联、唁电和部分追思文章以外，其他部分完全是一片空白。这本书的实际撰稿人将会是李炜教授生前的师长、学生、各界友好，作为编写人员如何联系他们，向他们约稿呢？我们希望能够在恩师逝世周年之际，完成两本书的编写出版工作，《追思集》的编写时间尤其紧迫。焦虑感和紧迫感笼罩了编写团队的每一个人。

　　我们最终还是按期完成了两本书的文稿收集和整理工作，这不仅得益于编写团队的通力协作，更要归功于各位撰稿前辈的大力支持。可以说，在两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通过这种特别的方式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恩师早年的经历，也收获了许许多多前辈们带来的难忘的感动。

　　人生难得相知心

　　回首两本书的编写过程，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诸位师长、同事、亲友对李炜教授的深厚情谊。

　　李炜教授的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唐钰明先生，将他视作自己的儿子。李炜教授逝世，唐先生之悲痛，可想而知。然而，唐先生不仅强忍悲痛应承了约稿，为《追思集》撰写了一篇《魂兮，归来》的悼文，还打破了自己“不为人作序”的规定，“义不容辞”“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论集》作了序。

　　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唐先生还为两书担任顾问，不仅亲自审定《论集》的内容，还主动帮助我们联系学界前辈，邀请他们为《追思集》撰文。

　　“数月以来，梦魂萦绕。李炜呀李炜，你可知你父母揪心地思念你吗？你可知你的老友们盼望着和你杯盏交错吗？你可知我和师母天天等着你‘汇报’吗？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不信神也不信鬼，可我多希望你能够重现人间啊。我禁不住大叫一声：魂兮，归来！归来！！归来！！！”

　　每次看到这段文字，唐先生与李炜教授深厚的师生之谊，都令我们潸然泪下、感动不已。

　　中山大学黄天骥先生在李炜教授逝世第二天，就在媒体上发表了悼文与挽联，而且非常关注两书编辑工作的进展，还亲自指导两书中各项内容的编排和设计工作。

　　暨南大学邵敬敏先生在编辑工作初期，多次打来电话关心两书的进展，提了很多重要意见，还在编写组成立的第一时间将纪念文章发来，文中那句“李炜兄弟”饱含的悲痛与不舍，令人动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蓝生先生细读完了李炜教授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过的七篇论文，才提笔写下《人已去，文尚在》，高度评价李炜教授的学术成就，并鼓励我们继承李炜教授的遗志，做好研究工作。

　　我们在开会时偶遇北京大学陆俭明先生，忐忑之中当面向陆先生约稿，陆先生不仅一口答应，还向我们不断地表达自己对于李炜教授早逝的惋惜悲痛之情，并在回北京之后立刻写纪念文章发来……

　　《追思集》中，这几位学界前辈们是年龄较长的撰稿人，也是最早一批寄来文章的撰稿人。他们对于李炜教授的深情厚谊，对于此次编写工作的关心帮助，我们将永远铭记。

　　李炜教授幼时曾在兰州市青年京剧团学艺，与文艺结缘。在学术研究之外，文艺是李炜教授着力最多的第二事业，也曾和文艺界的好友们合作，留下许多为人称道的作品，邀请文艺界好友追忆过往是十分重要的篇章。

　　我们向中大校友、词曲作家陈小奇先生约稿时，陈小奇先生回复“给我些时间，近期事很多”。然而一周后，我们就收到陈小奇先生的文章，追忆了他跟李炜教授20年来“山高水长”的交往故事。

　　青年舞蹈家王亚彬女士在收到我们的约稿信时，正在繁忙的巡演路上，但是立即回信应允，并在巡演途中写下了追思文章。

　　这些文艺界友人的文章，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为广东文艺和中大文艺亲力亲为的李炜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前辈接到撰写纪念李炜教授文章的约稿函时，内心都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很愿意以这种方式纪念和追思李炜教授，但心中也充满了伤感和悲痛。很多撰稿人说，他们从回忆到落笔，都经历了从纠结到平复，再纠结又平复，这样不断地整理情绪的过程。

　　李炜教授的好友王箭老师，常年旅居英伦从事科研工作，在接到我们的邀请后，特别认真地对待这项“任务”，先后拨来三通越洋电话，回忆与李炜教授交游的往事，沟通有关撰稿的想法，认真地记录我们的反馈意见，最终熬了几夜才写好这篇追思文章。

　　一直陪伴李炜教授对抗病魔的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王奕晖医生，在写作追思文章期间，给我们发来多条微信记录，讲述了她印象中多面的李炜教授。她说李炜教授是一个不够听话的病人，总是把繁忙的事务放在第一位，但也是一个让她骄傲的病人，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顽强地与病魔斗争。

　　中山大学校友、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百忙之中为《追思集》作序，开头第一段即是“好几次准备动笔，最后都因各种原因岔开去。我明白，自己潜意识里，一直在回避这篇文章。”像王箭老师、王奕晖医生、陈平原教授的写作历程，在《追思集》的撰稿人中不是少数。

　　除了这些发来稿件的撰稿人外，还有几位我们已经约稿、却最终未能发来稿件的撰稿人的故事，亦值得一记。李炜教授的结义兄弟许会斌先生，在接到我们的邀请后，感谢编写组的努力之余，也提出还是希望把这份多年的兄弟之情留存在心底。李炜教授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好友、北京大学出版社杜若明老师亦是如此。

　　对这些前辈的选择，我们虽有遗憾，但也深受感动，他们确实把对李炜教授的深厚情谊看得比金子还要贵重。我们在理解之余，更觉万分可敬。

　　我们这些80后、90后学子，入李炜教授门下读书的时间较晚，向各位父执辈约稿的过程，也是我们用一点一滴的信息，不断拼凑出一个更加完整的李炜教授形象的过程。

　　李炜教授的发小、安博教育集团的黄钢先生，发来的追忆文章《追念那个万里挑一的有趣灵魂》，让我们知道李炜教授从小就是兰州女子师范学校（李炜教授母亲原工作单位）家属院的孩子王，“小时候的他就展现出了超强的领导力”，自封“司令”，“经常是他在院子里口哨声一声呼啸，孩子们就纷纷放下饭碗，冲到院子里集合”。李炜教授的大学同学、甘肃省博物馆的张东辉老师，发来的追忆文章《斯人若彩虹》，提到大学时期的李炜教授是班级活动中的灵魂人物：

　　“他语言天赋极高，表达能力极强，方言土语、京腔北调，张口就来、模仿到位、恰如其分，不管是正襟授知识、还是席地侃大山，他总能洋洋洒洒、亦庄亦谐，引得满堂人前仰后合！”

　　黄伯荣先生的三女儿黄绮仙女士回忆李炜教授考研的成绩特别突出：

　　“父亲说，当年李炜考他的研究生时，他原计划招两名学生，但李炜的成绩太突出了，比第二名竟高出五六十分，最后我父亲就只收了李炜，想把心血都倾注在其一人身上。”

　　而1986年，黄伯荣先生唯一的儿子不幸过世时，“李炜第一时间就赶到我父亲的身边，安慰导师说他就是导师的儿子，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一定照办，做好服务。”

　　中山大学欧阳光教授回忆中文堂大堂的端砚池和上方悬挂的中文系系徽，都是李炜教授参与设计与安放的。“安装那天，他在讲学厅前后左右跑上跑下挥汗如雨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赞叹“炜兄虽然已经永远离开了他深深热爱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中文系，但他的精神其实已经凝聚在中文系的这些标志里，不可分割，必将与中文系一起永存！”

　　在年长的师兄们笔下，我们也了解了早年间那个意气风发的李炜老师。中山大学中文系90级的李兴文师兄写道：

　　“1990年秋天，还是讲师的李炜老师那英俊的外表、洒脱的身影、标准的普通话、幽默风趣的授课和那张永远带着微笑的脸深深镌刻在同学们的心中，赢得了一大票‘炜哥粉’（我也毫不意外地成为其中之一）；我宿舍就有一半人因李炜老师的一句话而把《新华字典》背了下来。”

　　92级的高伯齐师兄回忆道：

　　“我上学期间和毕业后几年跟着他参与了多个大型晚会的策划，那时候社会上热衷于办晚会，而他是大师级的策划家，广东省内一些顶级的活动、经典的晚会都有他的影子。2004年中大80周年校庆，学校让他负责整个庆祝晚会，他很快就集合了广东省内影视歌舞等方面的‘大腕儿’们，并挖掘出校内各方面人才，晚会最终赢得众口交赞，留下不少经典，中央电视台更是前所未有地播出了长达40分钟的节目。”

　　这些我们不知道的恩师往事，并没有消散在光尘之中，而是被亲历者一一细心收藏，永远地保存在记忆深处。感谢这些亲历者的分享，在《追思集》中，我们得以重温李炜教授的音容笑貌、品格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