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诗视为最神圣、崇高、纯洁、美好而又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

　　过去我以为李瑛从随军记者到总政文化部长，数十年写诗没有中断，人生的道路一定是一帆风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恐怕都是未受冲击的“幸运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一次他同我谈起他的经历，才知他一生也是坎坷不平的。李瑛同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信党，革命意志更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不忘初心，坚持写诗。他有许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好诗就是在受审查和下放连队的日子里写出来的。

　　李瑛是一位为诗而生、对诗“始终是怀有类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诚和近似疯狂的热情”的诗人。他曾说：“能让我平静地写诗，就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快乐。”他以诗为生命，把诗视为最神圣、崇高、纯洁、美好而又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所以他写诗从来都很认真，从来不粗制滥造。写诗70多年，他一直在不断地学习、探索和创造，不断地丰富、充实和提高，又不断地超越自己。每写一首诗，他都力求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都有点新的东西。他努力做到德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弗朗茨·梅林所说的“以战斗者姿态出现的诗人和以艺术家出现的诗人的统一”。他的诗具有“火的性格、水的韵律、土的庄严”。他的诗像深山泉水一样清新，像枝头长叶一样自然，像空中云霞一样绚丽而富于变化。他的诗细致而不流于纤巧，含蓄而不失之含混，单纯而不显得简单。他善于以小见大，寓丰富于单纯之中，把雄劲和清秀、刚健和柔美、宏伟和细致结合起来。他善于通过一朵小小的红花，来抒写崇高的理想、远大的志向；通过一个小小的窗口，来展现四海翻腾的云水、五洲震撼的风雷。李瑛性格内向，好学多思，对生活中的诗情画意有特殊的敏感，有独特的感悟力和很强的思考力、概括力。他从不用那种空泛无力的豪言壮语和政治口号，也不喜欢借洪钟般的声音来表达自己澎湃的感情和广阔的胸怀，他更多的是用一种深情而舒缓的调子，以山泉般淙淙流淌的声音，来歌唱时代、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生活。许多诗人晚年不再写诗，写出来也往往不如青壮年时期的作品，李瑛却写到90多岁，而且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甚至给人以“文章老更成”的印象，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1997年6月，我联系邀请并陪同李瑛、唐达成、李准、叶廷芳、刘湛秋、中杰英、陆贵山、王占军、汪兆骞等组成的中国著名作家文化扶贫访问团，深入到滇东北昭通、盐津、大关的贫困山区和灾区访问。李瑛回去不久，就写出了组诗九首《我的另一个祖国》。他在来信中说：“我从昭通回来写了几首诗，虽很仓促，却是情感冲击所得。”《盐津》《边城黎明》《倾斜的夜》《大地尽头》《假如我忘记你》《饥饿的孩子们的眼睛》《苦歌和甜歌》，诗人“情感”冲击所得的这一首首诗，确实使人对“我的艰辛中成长的祖国”有了更深切的感受，震撼灵魂，催人泪下，促人奋进。

　　他的诗歌和人品影响了几代中青年诗人

　　李瑛为人正直，朴素谦虚，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品格高尚，德艺双馨，被誉为“人品与诗品相统一的当代诗人楷模”。在70多年的创作道路上，他的诗歌和人品影响了几代中青年诗人。雷抒雁、韩作荣、胡世宗等著名诗人都同我谈到过李瑛对他们的影响、扶持和帮助。李瑛到《解放军文艺》当编辑后，在他的写字台下橱里发现他的前任，因车祸夭折的青年编辑乔林留下一部字迹潦草的长篇叙事诗初稿。他看后感到基础不错，人物故事很动人，便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重新抄写、整理、补充、修改，最后交给《解放军文艺》分三期连载，又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版再版的脍炙人口的乔林的长篇叙事诗《白兰花》。书中只字未提李瑛的名字，发表和出版的稿费全部送给乔林的母亲。这是韩作荣同志告诉我的。

　　我个人在创作上也受到李瑛诗歌的影响，并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1995年12月，“晓雪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李瑛同志认真准备，写好了发言稿，冒着早晨的寒风提前赶到。他在发言中，分析肯定了我的诗“大都篇制简约、纯净、凝练”；“有感而发，且独具真情”；“质朴明快，又具有浓烈的诗的品质，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同时，也坦诚地提出批评，指出“有的稍显浅薄和浅淡，或者说深度不够”，“是否是写得过于仓促匆忙所致？”这篇发言是认真、诚恳、有水平的。而李瑛在给我来信中却谦虚地说：“我不善言辞，很少写理论，你看在京开你的诗座谈会时，我的发言，至为浅陋，不过我还是将它收录在我最近的一本文章的结集中了，为的是纪念我们的友情，这友情是真诚而纯净的。”

　　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李瑛走了，但他的诗活着。以诗为生命的人，我相信，他的精神，他的灵魂，他的生命，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人类和生命的爱，也将永远活在他精美的诗歌里。

　　（作者：晓雪，系诗人﹑文学评论家 本栏目由文艺报社、诗刊社、光明日报文艺部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