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郭齐家先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教育思想史》问世。因为当时痴迷教育研究，我认真拜读全书，并做了详细的圈点和笔记。这是郭先生第一次在我脑海里留下的深刻印象。

　　1996年10月，桂子山丹桂飘香，华中师范大学召开陶行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我第一次与郭先生相见，仍不敢奢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他的及门弟子。不曾想2001年，我幸运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郭先生门下读博。“二十年前入陶门，二十年后入郭门。”1981年，我，一个物理系学生，迷上了陶行知；2001年，郭先生手把手把我“牵”进郭门。我突然发现，陶行知先生和郭齐家先生都是10月18日出生，于是惊异于上苍竟然安排得如此巧妙。

　　探索

　　1956年，郭先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但直到1959年春，他才和同学们一起重回课堂，享受着教育系毛礼锐、陈景磐、邵鹤亭、瞿菊农四大教授同讲一门“中国教育史课”的大餐。

　　当时的郭先生总觉得，“教育史还是比其他课程深奥一些。尤其是中国教育史，又没有教材，老师讲到古代的东西，引用什么话，孔子什么、墨子什么就听得不是很明白。上课的时候没有教材，也没给我们发讲义，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些讲授的内容提纲。当时我们的古文水平也不高，老师要是没有板书，我们就更不知所云。实际上我们听了这些课程，真正记住的东西不是很多。要是上课前有个讲义或教材就会好一些。”

　　1960年7月，郭先生毕业后留在了北师大，在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任实习助教。而1961年4月召开的高校文科教材会议决定，由北师大教育系编写中国教育史教材，教育系把郭齐家从教育学教研室调入教育史教研室。他有机会给陈景磐、毛礼锐、邵鹤亭、瞿菊农四位先生当助手，借书、找资料，参与那时这一学科领域国内最强专业的团队工作。

　　毛礼锐先生后来说：“那时我就觉得他（郭齐家）是一位勤奋好学的青年，我有意培养他，给他压任务，让他早上讲台，果然有效果。”

　　为了编好这套教材，1961年6月，北师大陈垣校长出面邀请历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邱汉生、金灿然、林砺儒召开座谈会。郭先生回忆：“那次座谈会对于教育史教材编写来说，就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给我们的教授们带来了很大的动力。”然而，这次思想解放并未一下子就修成正果，在经历了多次备课、讲课的循环后，教材生不逢时，总是出不来，直到1978年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1977年，郭先生结束在武汉家中的养病再次回到北师大，被安排在资料室工作，1982年，他再次登上讲台。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学生积极性高，听课认真，这激发了郭先生对过去20多年中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的系统思考，为了给学生提供更丰富的教育史知识，他开始自己编讲义，将孔子、孟子等教育家关于教育对象、教育目的、教育方法的论述分别列述，条理清晰、资料翔实地呈现在课堂之上。

　　经过几轮教学修改充实，这些讲义成为郭先生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教育思想史》，1987年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郭先生在这部书中尽力解决此前对中国教育史简单化、单一化，批判多、肯定少的问题。

　　毛礼锐先生对这部“多年教学与研究的结晶”评价很高：“总的看，我觉得这本书写得是好的……既写了古代教育思想，也写了近现代的教育思想，是解放后第一本从古到今专论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的书……它既重视教育思想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也重视对这些教育思想史料的分析和驾驭。它既对每一个时期教育思想总的倾向和特点加以概括和说明，又抓住每一位教育思想家的个性有重点地论述，而不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毫无特色。它既吸取了前辈人和当代教育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他自己独特的分析和创见。书中还采用了比较法，如对孔墨、对孟荀、对儒墨道法、对程朱与陆王的教育思想有比较的分析，还有中与外比，前与后比，这也是我多年提倡的。总之，本书对中国教育思想史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取材较博，分析较密，提要钩玄，得其要旨，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对‘中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中国教育思想史》开启了对中国教育史研究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以及各专题进行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方法、多领域、多途径研究的先例，分别获1988年全国第一届优秀教育图书评选一等奖，1989年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评选优秀奖。2010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教育思想史》的英文版。

　　体悟

　　郭先生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从儒家入门，对儒家学说相对偏重，将孔子研究作为中心和起点。《中国教育思想史》明确指出：“我国最早的教育思想，是载于《尚书·周书》中箕子、周公的教育思想……但是箕子和周公的教育思想，仍然夹杂在他们的政治思想之中，尚没有系统化。真正系统化、形成独立体系的教育思想，就还是从孔子开始的。”

　　尽管如此，郭先生还是一方面尽可能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看待中国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和古代灿烂的文化，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总是具体的、历史的、丰富的、多元的、多民族的、多地域的、多层次的立体网络”，其中“儒家教育思想占有突出地位”。

　　郭先生理解的“儒家教育思想不是静态的、狭窄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涵盖面很广的范畴，具有包容性、延续性和浸透性的特点”，从孔子、孟子、荀子到《礼记》，它遇到过各种文化的撞击与融合；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被汉朝廷采纳后，又经过魏晋玄学的冲击，再经韩愈的复道，宋初三先生的疑传和疑经，形成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股不同儒学传承的教育思想，是儒学与道家、玄学、佛教文化长期融合的产物。

　　对于儒家教育思想本身，郭先生认为“是以道德教育为轴心，不甚追求自然之所以的非宗教体系”。与欧洲教育思想和印度传统教育思想相比，儒家教育思想的显著特点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同天人”“和内外”“天人合一”的最高的、理智的幸福。

　　儒家教育思想是一种群体本位的追求“乐感”的乐观教育，“极高明而道中庸”，追求自律而反对他律。因此，儒家教育思想“限制了实证科学的发展”，使教育与科学技术脱节，“它既给我们民族增添了光辉，也为我们民族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和包袱”，应当扬长避短，以有易无，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当作探索教育发展问题的“历史顾问”。

　　1978年后，不惑之年的郭先生自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开窍”了。“我觉得中国文化，不仅是一种知识，这知识背后还有一种精神，一种理念。”后来，他的变化是“逐渐从绝对的知识系统里超越出来，特别是对研究生的讲课，课堂讲授的知识要包含一种做人的东西，终极的目标是人文的关怀、终极的关怀。”

　　郭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教育是多元并进的。中国古代文化是靠教育传递下来的，中国古代各家文化都十分重视教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着教育的多样性，其中最主要的是孔孟、老庄、墨翟，后来引进佛学，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交错发展；官学与私学的同时发展和竞争又使得具有层级特征的教育与文化竞相峥嵘，官学的相对保守、稳定、单一与私学的千姿百态、盛衰多变，使得中国古代文化有延续性而又不断走向新的灿烂。

　　郭先生讲解儒家经典及其注解时，会分门别类地阐释道家、佛家在同一问题上的看法，旁征博引，显现通达、圆融的思想境界。他常常介绍自己在忧患之中按照儒释道的智慧指引调节身心，修身养性，最终走出了人生阴霾的经历，引导学生能够真正将学问落实到生命里，夯实传统文化中最为根本的“性命之学”。立足于对中国传统教育“综合观”的体悟，郭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经典体现的是普遍的和谐，圆融无碍的生命智慧——

　　他看到了儒家德性、礼乐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工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通过‘存心’，做一个好人，清理显意识”；

　　他看到了道家空灵、逍遥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自然生命以及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通过‘修心’，做一个修炼人，净化潜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