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句话不离“三农”的浙江省农办原副主任顾益康在街头调研。受访者供图

　　不同于一些干部“踩点式”的走马观花、“报喜式”的政绩探访、“脱节式”的回避现实等调研“虚浮症”,“三农”学者顾益康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老老实实深入调查研究,把问题找准、把解决问题的办法研究透,使得提出的对策建议能把中央精神和省里的工作部署落到实处。他调查研究的大局观、群众观,为学界树立了榜样

　　今年71岁的顾益康是我国农业经济理论界与“三农”工作战线上的知名专家,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省出台的几乎所有与“三农”有关的重大政策举措制定,浙江乃至全国一些重大“三农”政策有他智慧的闪光。

　　顾益康退休后,仍然一心扑在“三农”调研上。浙江不少干部和群众认为,他坚持问题导向,注重调查研究,不仅“身入”基层,更是“心到”基层,练就了能从群众的“后院”和“角落”里发现问题的本领。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树立了榜样。

　　带着问题调研,提出废除农业税赋

　　顾益康认为,农业税本来就是取之于农用之于农,但政府把税收上来后,转为扶农资金又要经多道环节,层层审批,七扣八扣。“好似收了一瓶矿泉水,再倒入农民口中只有几滴水了。这是典型的耗散结构”

　　顾益康曾是浙江省农办副主任。在浙江,熟悉顾益康的人不在少数。同事和朋友都说他三句话不离“三农”。

　　顾益康经历了10年上山下乡知青生涯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毕业后一直在省级农口部门工作直至退休。他最突出的特点是潜心调研,每年都有三分之二时间在农村基层。在《求是》《经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等报纸杂志发表了300多篇调研报告和论文。

　　他的调研围绕农民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为农民讲实话、争实利、办实事。其中,不少观点影响着改革方向,乃至成为历史的选择。

　　在顾益康的诸多建议中,有一个建议曾带来全国轰动,即废止农业税赋的问题。

　　2000年,中央已经高度关注减轻农民税费负担问题,开展清理整顿“三乱”和推进“正税清费”的农村税费改革。顾益康带着问题深入到浙江欠发达地区进行大量调研。

　　在农村的地头上、菜园里、井沿边,顾益康会坐下来掏出香烟每人递上一支与农民攀谈聊天。

　　“田间地头的农民负担信息最真实。”顾益康说,与农民交谈中注意到,不少农民对乡镇干部有意见。他们称一些乡镇干部到村里来准没好事,“不是来抓计划生育大肚子,就是挨家催交农业税和粮食定购任务,说得难听点就是来要钱、要粮、‘要命’的‘三要干部’。”

　　听到农民这些直白话,顾益康很不是滋味。他跑到乡镇政府里与乡镇干部座谈,乡镇干部也无奈地大倒苦水。“说如今乡镇干部真不好当,简直是风箱里老鼠——两头受气。收农业税本来是税务部门的责任,收粮是粮食部门责任,计划生育是计生委责任,现在都压到乡镇干部头上,农民不说我们坏才怪了。”

　　蹲点农村调研,让顾益康对农业税费制度改革的思考更加深入。“如果我们把取消农业税作为普惠的扶贫举措,不仅可以普遍减轻欠发达地区农民负担,而且能大大改善乡镇干群关系,岂不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顾益康认为,农业税本来就是取之于农用之于农,但政府把税收上来后,转为扶农资金又要经多道环节,层层审批,七扣八扣。“好似收了一瓶矿泉水,再倒入农民口中只有几滴水了。这是典型的耗散结构,如果直接把农业税停征了,那真会成为我们共产党对农民的一项德政工程、民心工程。”

　　在省扶贫领导小组会议上,顾益康就把在欠发达地区停征免征农业税的建议提出来了。省里领导们讨论觉得这一建议有道理。之后确定把停征免征农业税作为扶贫新政策举措。

　　2001年,浙江首先在欠发达地区免征了农业税赋中的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2002年,浙江又对全省361个经济欠发达乡镇的低收入农户免征了农业税。

　　2003年底,顾益康参加中央一号文件起草讨论时,把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免征农业税的建议提了出来,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成为2004年初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内容。当年,浙江就对全省种粮农户全部停征农业税,之后又全面废止农业税,成为全国率先终结“皇粮国税”的省份。

　　“有心、用心、创新”结出丰硕调研果实

　　　老顾善于调研,是个有方向感的思考者。他有双明亮的“宏观眼”能从问题机理中看到解决之道

　　顾益康对“三农”工作感情深厚,“有心、用心、创新”使他调研成果斐然。

　　比如,15年前对浙江农村人居环境和农村新社区建设的课题研究,为浙江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提供重要决策基础,并参与起草和制定实施“千万工程”的政策文件和工作部署。2005年率先提出为就读涉农大中专学生免收学费意见建议,成为浙江新农村建设的惠民政策,2007年被中央一号文件部分采纳。

　　与顾益康共事20多年的省农办原副主任、现任省供销社主任邵峰说,老顾善于调研,是个有方向感的思考者。他有双明亮的“宏观眼”能从问题机理中看到解决之道。

　　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后,个私经济迎来了宽松环境,呈现出旺盛的经营活力。但是,当时在浙江占很大比重的乡村集体企业却出现了效益下滑,一些地方甚至亏损的现象。这引起顾益康的关注。

　　在绍兴县一个村里调硏。“原来办得红红火火的村办集体企业,为什么这两年亏损了?”顾益康问村干部。

　　“还不是个私企业招来的祸,那村办厂厂长原来一心扑在集体厂里。现在好了,他老婆与小舅子办了一个同类的个私轻纺厂,赚钱的业务都转给个私厂了,集体厂不亏损才怪呢?”

　　“老顾敏锐觉察到乡镇集体企业必须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时间到了。”当时一同参加调研的邵峰回忆说,顾益康提出浙江要先行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否则,由于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模糊会有更多的企业亏损。“之后,老顾积极为省委省政府建言献策,并且选择桐乡、绍兴等地开展试点,为省里出台改革政策提供思路方案。”邵峰说,浙江由此成为全国最早进行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省份,并为浙江乡镇企业转制为产权清晰的民营企业探索出一条改革发展之路,也为全国乡镇集体企业的改革提供了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