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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纪龙:为262名残疾人的幸福领路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超
2018-06-15 08:08:04

周纪龙(右)在工作室了解大家工作情况。朱臻/摄

残疾人圆梦工作室的工人正在工作。朱臻/摄

  5年来,只有周日属于退休的周纪龙自己。其他日子,他都在重复做着同一件事:开着私家车,奔走在7个乡镇、3个街道的18个残疾人圆梦工作室。

  这是他给残疾人的求职之路。目前,18个残疾人圆梦工作室共吸纳了262名残疾人就业,每年完成端子板、铆件、焊接件等各类零件2000多万件。仅2017年度发放工资金额就达240多万元。

  长江流经江苏常州新北区春江镇,形成了一个叫录安洲的小岛。周纪龙生于斯长于斯。

  1973年参加工作后,周纪龙一直与经济打交道,在乡镇办过企业,后来担任乡镇财政所所长。2006年,因为录安洲要拆迁,他担任社区书记。2013年退休前,周纪龙是春江镇春江社区党总支书记。

  作为社区“父母官”,总有一些让他牵挂的人。家住春江镇百馨花苑的谭明东就是其中之一。30岁的谭明东患有精神分裂症,父亲去世,与母亲谭建英相依为命,生活清贫。

  “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怎么办呀?”谭建英一肚子苦水,“生活上的一切都要靠我,让他一个人出去,我也不放心。”

  周纪龙特别能理解这位母亲的苦衷,“如果一个孩子无法实现梦想,无法满足自尊,就会将愤怒迁移到父母身上。”

  来自安家社区的21岁小伙子包立超也是他牵挂的人。包立超患有自闭症,小时候因患骨癌,不得不截肢,母亲身体不好,一直跟奶奶生活在一起,初中毕业后就赋闲在家。

  “跟他说话,声音小得像蚊子一样,需要父母在家看管照顾,这样父母就不能外出就业,他就成了家庭包袱,这样的家庭难于脱贫致富。”周纪龙说,“如果帮助了一个残疾人,实际上是帮助了一个家庭,也解决了一个社会‘包袱’。”

  以前社区工作多而杂,无法专注。退休后有了更充足的时间,周纪龙决定为他们做点事。

  要解决残疾人的经济问题,帮他们消除旁人的冷眼,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能找到工作自食其力,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多年财政所的工作,周纪龙擅长与企业打交道。他奔波于周边工厂,希望他们能给残疾人提供工作机会。他几乎跑遍了镇上大小工厂,工厂领导一听残疾人就拒绝了。

  苏南是乡镇企业的摇篮,当地盛行“代加工”,这给了他启发。他找到一家生产十字绣的企业,见到老板说明来意——让残疾人做十字绣前道分选和穿线工作。

  老板的第一反应就是犹豫 ,“会不会耽误工期?”这时,周纪龙几乎是拍着胸脯保证。

  “好,看在残疾人的分上,那就试试看吧。”老板答应了。

  领料、分料、示范、交货……周纪龙忙得团团转。1个月后,几位残疾人领到了第一笔工资。让人没想到的是,当地一些残疾人或家属闻讯后,也都找上门来,请求帮忙。

  为了能联系到更多适合残疾人加工的产品,周纪龙跑遍了整个新北区,又跑遍了武进区。最后又跑了江阴市的几十家工厂。大多数企业的顾虑还是不放心残疾人加工质量,怕他们损耗太多,更怕他们不能准时交货,影响生产进度。

  为了获得他们的理解,周纪龙“有备而来”,他讲了美国柯达公司的故事。这个公司制作感光材料,需要有人在暗室工作,但视力正常的人进去后,犹如驾驶了一辆失控汽车,不知所措。后来,公司下令将暗室工作人员换成盲人。结果盲人远胜过正常人。

  故事感动了常州武进“凯都电器”的老板,周纪龙终于拿下了加工端子板的订单。

  可拿到订单,周纪龙又犯愁了。工厂没人愿意来给残疾人岗前培训,“他们怕麻烦,觉得残疾人悟性不行,文化水平低,要一个个手把手教,怕都教不好。”有人毫不客气地说。

  无奈之下,周纪龙自掏腰包,请单位派员工来给残疾人培训,他自己跟着学。等他掌握后先教会肢体残疾的员工,再由他们去教轻度智力残疾的员工。

  实际上,并非所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过来。他们认为,残疾孩子本来就是负担,再出去工作也“很丢人”。周纪龙苦口婆心给家长们讲道理,残疾人一样可以通过劳动实现价值,在和其他残疾人一起工作,身心都能够往好的方向发展。几次沟通下来,家长们都愿意接受建议。

  2013年11月,春江社区残疾人加工坊正式开业了,首批15名残疾人实现就业。当时,社区里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谭建英把儿子送到这里,刚送来时,前脚送到,后脚儿子又跟着她跑回家。一段时间后,儿子开始正常上下班。谭建英倒不放心了,偷偷跑过去,被眼前的一幕吓一跳:儿子穿着工装,双手在日光灯下来回穿梭,几十个接线端子板在手边码得整整齐齐。

  这种变化是她压根儿没想到的。更重要的是,她自己也被“解放”了,现在可以抽空出门打工赚点钱。

  谭建英一家的变化,也是周纪龙最希望看到的。不可否认这个群体的庞大,一个数据显示,新北区户籍人口53.9万,持证残疾人11432人,城镇3201人,农村8231人,就业年龄段残疾人5748人,其中有劳动能力的4071人。

  周纪龙摸底调查发现,企业可以接受的残疾人主要为下肢轻度残疾和语言、听力残疾,而且要求就业年龄段年纪较轻。整个新北区肢体三四级和听力语言残疾,年龄在16岁到45岁的只有925人,再加上政府没有特殊政策,企业安置积极性不高。

  “依据残疾人救助政策标准,他们最高只能得到相当于低保的资金救助,而对于没有收入的残疾人来说,这点帮助只能实现低水平的温饱,小康更是奢望。”周纪龙说。

  2014年4月,春江社区残疾人加工坊成为第一批圆梦中心工作室。内外两间工作间整齐干净,有人插垫片,有人钉螺丝,有人装螺帽……工作室装有空调和电视机、收音机,干活儿时,他们看喜欢的小品,听喜欢的歌曲儿。

  如果不是看到工作室旁“康复室”有训练用垫、平衡板等整套的康复设备,很难想象这是一条属于残疾人的流水线。这里分成多个小组,每个小组6人,分工明确,智障的人排塑料块,听力不好的人搞插件,手稍微残疾的人打螺丝钉,腿不好、但手灵活的人就负责点电焊制作端子板。

  “这才是最佳搭档。”小组长陈建伟说。今年50多岁的他从小患有麻痹症,腿脚不便,以前在一家电子厂工作,由于企业效益不好,离家远,“感觉常常被歧视”的他气不过,辞职了。

  来这里后,他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每天中午可以享受政府免费提供的10元午餐,每年生日都会领到两个蛋糕,一个在工作室与工友们分享,另一个可以带回家。

  工作室现场负责人顾定华回忆,一次,组织员工逛公园,他们个个兴奋得像孩子,不停呼喊,“好像多年的郁闷纠结得到释放,回来都说过瘾,下次还想再去。”

  周纪龙对细节的苛求是出了名的。

  新北区孟河镇残联助理余丽娟说,工作室2楼有扇窗户位置比较低,周书记看到后,就要求把窗户开小一些。余丽娟不解,周书记就解释,万一智力和精神状况不太好的残疾人从这里误摔下去,会造成严重后果。

  2014年11月13日,圆梦工作室的模式被新北区残联认可,当地专门成立残疾人就业圆梦中心,统一负责就业工作,并逐步在各镇、街道成立圆梦工作室。

  随着工作室数量扩张,管理越来越难,琐碎事儿一串串:有人上厕所摔了,有人骑电瓶车被剐了,有人没有按时吃药发病了,有人把工件偷回家了,有人吃饭时吵起来了,有人私奔了,有人喜欢吃肥肉,有人喜欢吃瘦肉,有人不喜欢吃肉……

  面对这些,周纪龙就像个“大家长”一样。如果有人闹脾气,他也会耐心安抚,稳定他们的情绪。

  2015年春季的一天,忙碌了一天的周纪龙刚进家门,突然接到凯都公司电话,对方在电话里非常生气。原来工作室加工的产品不符合要求,要大规模返工。如果耽误工期必须要赔偿。

  周纪龙立刻找来现场负责人顾定华,一起赶到公司。经核对是企业提供的原材料出错。他俩连夜驱车赶回,分头一个个给工人打电话,说明情况,让他们加班。没想到工人一听要加班返工,都闹情绪抵制。

  周纪龙一边向残联汇报,争取资金支持,一边自掏腰包买小礼品到员工家慰问。在一一说服下,大家都被一一说服。整整5天,周纪龙驱车几十公里联络企业,又赶回来安抚残疾员工情绪,终于完成返工任务。

  随着“冒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周纪龙发现,有些问题不能忽视,比如安全生产、队伍建设、管理规范、工伤事故等问题。“让工作室健康持续运行,必须靠制度”。

  由于残疾人的特殊性,他们没有指标压力,导致管理工作不够规范。周纪龙说,必须制定年度各工作室考核办法,明确各项工作要求,以制度为保证,以考核促发展。

  周纪龙梳理了近几年圆梦工作室的发展,2013年员工总工资只有15万元,2014年是28万元,2015年是78万元,2016年是159万元,去年更是到了240万元。其中,这些工资都是分配给各个圆梦工作室。5年多来,工作室都是按月发工资,从未有拖欠。这让他感到自豪。

  最近,薛家镇残疾人就业圆梦工作室有几名员工生病请假了,现场负责人压力陡升,怕完不成任务,他找到周纪龙能否减免任务。不过,这位负责人也承认,如果没有考核制度,工作室就会无组织、无纪律,像一盘散沙。

  从事了多年财务工作的周纪龙深知财务重要性,一套成熟、透明的财务机制,能确保每个工作室在“阳光下”运行。如今,每个工作室,都像一家成熟企业,有专门的财务人员核算员工工资,每人一本账,下班之后核对签字,每天干活儿数量都会公布。

  2017年5月5日,春江镇长江社区的村干部找到蔡纪美时,蔡纪美还纳闷:谁会要残疾人去上班?现实中,她和丈夫戴维龙两人都是下肢肢体残疾,走路都要靠拐杖。

  当时,她和丈夫挤在农村数十年没有修缮的老房子里,每月仅靠200元低保生活,孩子营养不良,站在同龄孩子面前,整整矮一头。无奈之下,丈夫去做鞋匠,每月收入增加800元。

  可这样的日子维持不了多久,鞋匠需要大手劲,几年下来,丈夫每次拿起鞋子,手就会不停地抽筋,他已经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如今,这份工作对蔡纪美来说还是很轻松的。每天6点多到工作室,下午5点半回家,周日休息一天。她负责“插片”,每天最多能完成2500多个零件。俩人每月工资加起来有3000多元,换做以前不敢想象。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找到“存在感”。今年55岁的张志明在这里找到“平等的感觉”。

  10岁时,在砖厂工作的他不慎掉入砖窑,机器瞬间将他的右腿截成三段。此后大半辈子,“歧视”如影相随。直到来工作室,他的收入才增加。日子改善了,家里也添了新家具,“连吃肉的机会也比以前多了。”

  还有一些年轻人在圆梦工作室的帮助下,走入社会。包立超被带到工作室时只有21岁,“自尊心强,很要面子,怕别人看不起,更不敢跟别人讲话。”这是他的自我评价。

  第一个月拿工资,虽然只有300多元,包立超拿着几张钱,一遍又一遍地数,看到爸爸来接他,立马把钱掏出来。那时候,还在长身体的他,每年都要换一回假肢,家里没钱,又不好开口,只好忍着。后来,周纪龙发现包立超走路龇牙咧嘴的样子,才得知原委,连续3年帮他换假肢。

  “我对不起周书记,有时真不想再长高了。”包立超说。

  其实,更难挑战的还是心理恐惧。周纪龙隔三差五送励志书,让他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学习保尔·柯察金。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提到“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包立超看了,有些豁然,他也尝试改变自己,克服在家闲散的习惯。慢慢地,干活儿时也能安心地坐住了,厌烦情绪也越来越少……

  谁也没想到,2016年新北区的技能大赛上,这个身高1米9的小伙子表现突出,成绩优异。后来,他被常州加冠电子有限公司录用。

  “这些残疾人都是有就业意愿,却找不到合适工作。现在就业,经济上宽裕了,还找到了人生新价值,生活更幸福了。”周纪龙感慨道。

  去年,圆梦中心给某企业交货时,发现少了两万件货,大伙儿心急如焚。

  周纪龙查了收料单没发现问题。公司要求赔偿所有零件以及误工损失,而这对圆梦中心来说几乎是“致命打击。”

  情急之下,周纪龙调取了摄像头记录,刚好拍下了卸货场景。清算后,卸货确实少了两万件,工作人员粗心,没有核算就签字了。

  当企业看到了视频记录后,立刻补上两万件货物。“与企业打交道,是一门需要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艺术。”助手陆建明总结说。

  能将这种“难事”处理得干净利索,得益于圆梦中心“集团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方式。

  如今,这种帮助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做法,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好评。

  常州凯都公司已成为“最大的客户”,公司副总经理王文远被“退而不休”的周纪龙感动,“自己生活并不富裕,却无私帮助困难群众。我被他的爱心所感染,心甘情愿地想把爱心传下去。”

  常州市委常委、新北区委书记周斌说,262个残疾人背后就是262个家庭,周纪龙给262个家庭找到了实现幸福的路。用“扶贫与扶志”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助残,把“我要”“你给”变成“我行”“我实现”,由“包下来”变成“扶一把”。

  目前,新北区每年投入200万元左右用于工作室建设、水电、房租、日常管理运营等。由于政府的支持,才能确保企业支付的工资,全部都给残疾员工,工作室不留存一分钱。

  5年来,企业、社区、工作室是周纪龙的“三点一线”。有时候,他一个人开车容易打瞌睡,就拉上老伴儿。“她在家也没什么事,不如陪着我一起出去看看”。

  在周纪龙的公文包里,至今放着一份《转院表》,他的颈背上长了一个肿块,家人“下命令”要求他去上海看病,他也专门从常州肿瘤医院开了转院申请表,由于第18个工作室建设推迟,申请表已作废了两次……

  工作室要坚持下去,少不了团队,周纪龙也认真培养“接班人”,有人专门跟着他跑企业,有人专门负责财务,每个工作室都要有得力的现场负责人……他等待能真正安心退休。

  每晚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家门后广场聚集了跳广场舞的人,周纪龙的老伴儿喜欢跳双人舞,但她至今只有女舞伴。他跟老伴儿说,等他有空,会认真学一下双人舞。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超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牛文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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