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费孝通文化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以1990年他80岁生日时提出来的四句话为标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面对扑面而来的经济全球化，1997年，费孝通正式提出文化自觉思想，这是其在“社区研究要进入心态研究”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升华。1998年，他退出公职，开始对影响其学术的几位名家大师进行了系统回顾，重新体味了他们的文化思想，从而使自身的文化探索进入“文化自觉”阶段，这也成为他学术人生的最后议题。

　　费孝通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中写道——

　　“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首先对于自己的乡土文化要有认识，认识不是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为了改造它，正所谓推陈出新。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就在对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调查中发现，当地农民家里没书也无读书的热忱，这不仅有悖于中国社会“耕读传家”的传统，也不符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平衡发展的现代理念。为此，他提出“富了过后怎么办”的历史性问题，民族地区的文化失衡现象更令他忧心忡忡。

　　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一位鄂伦春族学者率直地向费孝通提问：在当今科技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里，人口只有5000人的鄂伦春族，居住在偏僻的深山之中，生产力比较低，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是保护文化还是保护人”的尖锐提问，使费孝通浮想联翩，他不仅亲自到黑龙江省哈尔滨、佳木斯、同江等地考察，看望赫哲族同胞，发表了题为《小民族 大家庭》的文章，而且还积极推动国家民委组织的“人口较少民族”调查和“兴边富民”行动。进而联系到中国社会的文化失衡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他深刻体会到文化转型的重要性，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

　　“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的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费孝通晚年的思想核心，可以归纳到“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上，这是其一生认识文化、研究文化的必然结果。1998年，他出席了北京大学举办的“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国际系列讲座暨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先后发表题为《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世变方激，赶紧补课》的讲话。

　　通过重读学科经典，特别是反思几位恩师的学术思想，费孝通对毕生的文化研究作了深刻思考。从马凌诺斯基的文化发现和分析，进一步领会史禄国“心态”和认同层次上的文化意义，他提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要打破学科边界，从更大的范围内认识和反思文化问题。

　　费孝通将中国社会文化变迁概括为“三级二跳”。在近一百年时间里，中国从农业文明逐渐走进工业文明。但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中国又迅速进入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世界文化变迁的奇迹，但相应遗留的问题也特别多。“通过我这60多年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生活在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而对中国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于‘由之’的状态而还没有进入‘知之’的境界。而同时我们的生活本身却已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难免将人们陷入困惑的境地，其实不仅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这是面临21世纪的世界人类共同的危机。”

　　因而，费孝通特别强调文化自觉的重要性——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不仅对文化自觉的概念进行了详细定义，费孝通还强调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的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

　　和而不同

　　人类怎样面对21世纪“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建立一个和谐的地球家园成为费孝通深思的大问题。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更引起他深刻的关注，结合一生的调查研究和教研积累，他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认同基础，有力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仅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并在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成为定义中国民族关系和走向的核心概念。

　　费孝通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阐释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及结构层次问题之后，他又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民族秩序论，阐释具有文化差异性的民族“如何和平共处在一个政治经济组织里面”的“一体化”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追求‘天人合一’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而在‘天人’之间的社会规范就是‘和’。这一‘和’的观念成为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理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之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的民族观念很不相同。这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同即历史的经验不一样。所以中国历史上所讲的‘和而不同’，也是我的多元一体理论的另外一种说法。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只强调‘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毁灭。‘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这与美国学者亨庭顿的“文明冲突论”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加符合人类迈向光明未来的大趋势。

　　作者：徐平，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国家民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西藏智库专家，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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