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是急诊科，那些穿着制服的年轻人还得工作，从早到晚，她们都忙忙碌碌地从他身边经过，没有多余的时间和这个老人说闲话。

    闲得无聊了，他就观察病房里的其他病人，听别人和陪床的亲友聊天说话。

    他曾经喜欢钓鱼，能在市郊的小河边捧着鱼竿一坐就是一天。他喜欢喝酒，下棋打麻将“样样都能来”。这些过往的爱好，现在，都已经被关在急诊室病房的窗户外头。

    对着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位老人絮絮叨叨地描述自己刚听到的新闻，“十八大”，“中央巡视组”，他的眼睛亮晶晶的。但张书才最爱跟人聊的，还是自己住院的原因。

    “就因为一句话！”回想起受伤那一天的经过，这位老人声音高了起来，细细的手臂挥舞了几下，在宽大的病号服袖子里直晃荡。

    他描述两年前的那个秋天，自己是如何在一家小饭店里，正好好坐着和朋友聊天，却被人“蛮横”地呵斥了一句。他不满，站起来跟人理论，对方竟然上前踢了他一脚，老人当时就跌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最后，还是附近宾馆的服务员，搬了把凳子让他靠着，还帮他报了警。

    张书才反复地说，在公安局得“给个说法”之前，他不能出院。只要那个踢伤他的人被抓到了，他就是“上街要饭”，也不会再给医院“添麻烦”

    “医院不是养老院，我一直住在这里，是坑了人家中心医院呢。”他清清楚楚地说着。

    但实际上，这位老人已经无家可归了。派出所查不到他的户口信息，他提供的那个户口所在地的地址，现在住的是别人。

    他年轻的时候和妻子离了婚，如今，几个将近50年没有见过父亲的子女，不愿意接他出院。

    甚至，当他头一次说出自己还有子女的事情时，医院的人惊呆了。

    用医院保安史处长的话说，如果病人“没有直系亲属可以照顾他”，医院就能把病人移交给民政部门，但现在按照规定，张书才老人既然有直系亲属，“民政部门不会接收”他。

    张书才回忆了好久，才记清楚，自己和前妻离婚那年，大概是1965年，但老爷子已经说不清楚，那究竟是“40年前”，还是“50年前”了。这些年里，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几个孩子，也没有抚养过她们。

    “让我叫这个爸爸，我都不好意思叫。”他的二女儿说着。她原本以为，自己的生命中再也不会出现父亲张书才的名字了，老人的外孙甚至表示，一直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外公。

    张书才的前妻回忆起来的，也都是他喝酒打人的事情。

    “一开始他就不该说自己有子女，说了人家谁还管你，反正也没有户口和证件。”当医院和当地电视台，千方百计找到老人的二女儿时，这位已经65岁的老太太说。“如果没说，政府就会管起来了，现在光逮住俺俩了。”

    她十来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法院把她的大姐和小弟判给了父亲，她自己和三妹跟着母亲，但她听说，父亲把判给他的两个孩子，丢给了她的奶奶照料，后来，弟弟20岁出头就没了，前些年，大姐也没了，她甚至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

    张书才的小女儿曾经去过几次医院，看望这位50年没有见过的父亲，给他留了几瓶啤酒，几包香烟。父女两人头一次在医院里相见时，甚至没有认出彼此。

    他费力地侧过身，拉开右手边床头柜的第一层抽屉，里面放着几个矿泉水空瓶子，上面搭着五毛钱，还有一张字条，上面用签字笔写着中央巡视组的电话，和他小女儿的手机号。

    老人在抽屉的一角翻动着，不一会儿，找到了一颗氧化得发黑的牙齿。“这是我在医院这段时间掉的。”他翻来覆去看着这颗牙齿，又把它小心地放了回去。

    床头柜上面摆着的，几乎都是不怕摔的餐具。塑料杯子里插着一只吸管，方便他坐不起来的时候，一歪头就能喝到水。柜子上靠墙放着一瓶蛋白粉，上头摞着一盒茶叶。这些都是小女儿给他买的，不过，那瓶蛋白粉他“不怎么爱喝”。

    隔壁病房81床的老李，却再也没有别的亲人了，那位62岁的老人，送进医院后一直神志不清，说不出话，就在他住院的这些日子，一直照顾他的哥哥跳楼自杀了，现在，医院虽然听说他还有别的亲人，却联系不到他们。

    提起这些“急诊病房钉子户”，医生和护士们也很无奈。起初，他们还能联系到张书才老人的子女，后来，联系方式换了。一位护士表示，从来“没有见过他女儿来”、“听说都是夜里10点以后”。

    “我没有养过她们小，现在也不用她们养我的老。”提到孩子们，张书才硬气地说着。

    有时候，这个在年轻时几乎得罪了自己所有亲戚的老人，会梦见前妻和女儿，还梦见过多年没有联系的亲妹妹、叔伯兄弟。

    偶尔他会失眠，半宿半宿地躺在黑暗中，听着隔壁床病友的呼吸声。如果碰上整个急诊内科病房里，只有张书才一个人，四周一片寂静，他会静静地“想事儿”。

    夜深人静，老人拉上床围子，把自己围在病房的墙边，偷偷点燃了小女儿给他拿来的香烟，一片黑暗中，只能看到烟头微弱的红光，不断明灭。（本报记者 张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