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间行程超过50万公里，每年100多天在最偏远、最荒凉、最艰苦的地方穿梭。他带领团队收集4000万颗种子，盘点了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2017年9月25日，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不幸遭遇车祸，53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未来”

　　2011年6月，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坡，钟扬带领团队采到高山雪莲，攀登到中国植物学家采样最高高度。为了这一刻，钟扬酝酿了十年。

　　2001年，钟扬第一次进藏，他在复旦大学重建生态学科的工作中意识到，许多物种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意义非凡。他瞄准的是西藏，那里有将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却从来没有人进行过彻底盘点和种子采集。

　　“一种基因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未来。”这是钟扬的“种子观”。

　　钟扬要去“生命禁区”找到植物界的“成功者”高山雪莲。

　　1938年，德国探险家在海拔6300米左右的珠穆朗玛峰南坡采集到一种几厘米高的高山雪莲（鼠麯雪兔子），将其记载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高等植物，被国际高山植物学专著和教科书奉为经典。而此后更无人找到这种植物。

　　从2011年起，钟扬开始带领团队寻找高山雪莲。6月的一天，他们再度爬上了珠穆朗玛峰，最终他在一片冰川退化后裸露的岩石缝隙里找到了。雪莲高仅10厘米、长着灰白小绒球花朵的不起眼植物，花形宛如拇指……

　　“这个发现使我们找到突破现有世界记录的最高海拔分布植物的信心，进一步的分子生物学分析将为揭示其种群来源、动态及其与全球变化的关系提供科学的依据。”

　　钟扬要在“无人区”盘点“生物家底”，他带着学生，从林芝、日喀则，到那曲、阿里，一颗一颗地采集植物标本和DNA样品。

　　其实他的人生原本可以很从容。

　　15岁时，钟扬就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二十几岁，就成为当时国内植物学领域的青年领军人物；33岁，从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辞职到复旦大学当一名普通老师时，他已是副厅级干部。

　　有人问钟扬，一天到晚采种子，没有任何眼前的经济利益，值得吗？他回答：“假设一百多年之后还有癌症，又发现有一种植物可以抗癌，但也许由于气候变化，这种植物已经消失。人们会想起，一百多年前，有个姓钟的教授好像采集过。”

　　熬出来的“种子猎人”

　　在钟扬心目中有一个“小目标”：每一份种子样本，要收集5000颗种子。按照采集标准，要集齐这5000颗种子，不能在一个地方收集了事，而必须再换一个直线距离50公里以外的地方采集。

　　拉琼算了一笔账：集齐一份种子样本的5000颗种子大概要跑500公里至1000公里。一天800公里，星夜兼程，已是极限。

　　无法想象的苦，却总有更惊人的毅力去克服，钟扬不是不知道高原反应的厉害。

　　西藏种质资源库主任扎西次仁说：“钟老师当时到了藏大，什么都没说，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去野外考察。他血压高，刚到西藏时高原反应特别厉害，头晕、恶心、无力、腹泻，但他从不抱怨。每天清晨出门，为了把包里的空间尽量省下来装采样，他只带最简单的东西。”

　　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就是这简陋的“老三样”伴随钟扬走过了16个年头的跋涉。

　　钟扬团队采集的高原香柏，已从中提取出抗癌成分，并通过美国药学会认证；钟扬团队率先寻获的拟南芥已无偿提供给全球科研机构，为全球植物学研究提供了支持；钟扬带着学生扎西次仁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将位于青藏高原的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巨柏登记在册。

　　读懂“钟扬精神”的永恒追求

　　2017年9月29日，最后送别的日子到了。

　　复旦大学校园里挂着怀念钟扬的横幅：“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银川的遗体告别会会场内外摆满700多个花圈，变成了花的海洋。生前同事和合作伙伴赶来了，数十所高校的老师赶来了，还有很多中小学生和家长也赶来了，其中很多人只是听过他的一场报告。

　　20多年来，钟扬半生跋涉，半生凄苦，他已是863生物和医药技术主题专家组的大专家，他18年前编写的教材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他的众多科研成果蜚声国际，而他却16年如一日投身雪域高原的苍茫天地、投身基础学科的教学与科普。

　　钟扬说，这是高山雪莲带给他的启示：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新的生存和发展！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和使命。”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家宽说，我们国家从富起来到强起来，需要有一批这样的科学家无私奉献。

　　钟扬曾说：“我想带出一批博士生团队，让西藏形成人才培养的造血机制。100年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我的学生们在，他们早晚有一天会发现那颗改变我们国家命运的种子。”文/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