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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戴了个紧箍咒”
http://www.workercn.cn2013-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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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老王还清楚地记得,2000年4月29日,那天他刚来到北京时,心里犯起了嘀咕:“北京是国家的首都,我一个农村的老百姓,它能容纳我吗?”

  那一年,老王38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由于当时在山东单县老家盖新房,加上母亲生了场大病,老王欠下2万多元的外债,这逼着他不得不离开农村去谋生活。

  老王想得很明白,要挣钱就得在人多和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走不出去,就不知道外面的天有多大,地有多宽”。

  没过几天,老王在北京南五环外的一家建材厂找到了工作,在装配车间里看管物料。他很能干,做事有头脑,又是高中学历,很快在工厂里立住了脚。

  刚开始时每个月工资不到800元,他一直在城市里寻觅着其他挣钱机会。第二年,老王带着老家的媳妇来到北京,在工作之外帮媳妇摆小摊,卖些炸丸子和糖糕之类的小吃,每个月能额外赚2000元。

  如今,老王已经是建材厂成品库的主管。平时爱好写点散文和小诗的老王说,生活戴着一个紧箍咒,包括家庭关系、世俗观念,也包括户口限制,这些都是很大的约束。

  老王说,农村人智商不比城里人低,而城里人享受到的东西更多,很多城里人还看不起农村来的打工者。比如刚来北京工作时,公司不给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还让每个人签字,声明“我不愿意交保险”。最近两三年,由于国家的强制政策,老王所在的公司才开始给他们缴纳养老金。

  其实这么多年来,老王一直试图打破这些生活中的紧箍咒。早在1979年夏天,刚刚高中毕业的他就偷偷离开老家去山西打工,算得上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离土离乡的农民工。

  由于户口不在山西,老王找不到正式工作,合同工也只要本地人,他只能到亲戚的建筑队做事。头一天的活就是挖基槽,要2米宽1米深,一镐一镐地刨,干下来双手满是血泡,晚上躲在被窝里“眼泪花花流,越想越难过”。

  最后老王还是坚持了下来,接着又到一家煤炭公司帮老板收货、看料和卸车,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改变家庭的贫穷面貌。两三年后,他用工作的积蓄给家里盖了三间瓦房,从山西买了名牌自行车、缝纫机和上海牌手表带回老家,并且很快在家里娶了媳妇。

  煤炭公司老板器重老王,劝他说,“你们那里发展慢,还是来山西吧,可以把老人接过来,我帮你在这边落户”。老王心动了,但由于媳妇在山西水土不服,他还是在1987年选择回到了山东单县的农村,重新当起了农民,只是偶尔会去到外地打工或者贩卖些农产品。

  多年后,老王再次离开农村来到北京打工时,他已没有了在外安家的想法。老王对他的子女说,你们想在哪买房,想在哪发展,那是你们的事。对于老王而言,他计划干到60岁退休后,回到县城居住。

  让老王欣慰的是,他的三个子女都已经在北京成了家,有了各自的小孩,大女儿还在北京五环外的黄村买了房。老王则于2007年在单县县城为老两口买了套房子,当时的房价是每平米1400元,相比北京来说便宜许多。

  在县城房子几十米远的地方,就是护城河公园,常有老年人在那里下棋、跳舞。老王想象着自己退休后每天溜达到公园里参加活动,锻炼身体。他还准备在小区里开个超市,“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享受生活,老了就一定要开开心心,不然会感到孤单”。

  如果说老王是第一代到城市里打拼的农民工,还多少眷恋着农村和农村的土地,“毕竟那是生咱养咱的根”。老王的第二代、第三代已经融入了城市,土地和乡村都不再是戴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了。

  老王向记者说起一件小事:去年8月,他带着4岁的小孙女回山东老家,小孙女跟爷爷说想要吃薯条。但老王不知道什么是薯条,结果买回来的是虾条、红薯干。后来,老王带着小孙女找到了县城里的洋快餐店。一进门,小孙女立马兴奋地说,“爷爷,就是这里”。老王感叹,自己活了这么大把年纪,都还没吃过薯条,这就是城市和农村的差距。

  老王说,现在政策有了变化,他的孙辈们可以在大城市里就地上学。农村人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子女应该享受到同等的待遇,将来应该更加放开。(白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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