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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三代”见证的飞驰70年

2019-08-24 10:07:28

三代铁路人聚在一起:姥爷马仲华(中)、父亲王金良(左)、王晶现为北京客运段动卧车队列车长(右)

  “时代在变,但有一种情怀却永远不会变,那就是流淌在我们‘铁路人’血液里的对这份崇高工作的敬意和自豪!” 北京客运段京广动卧车队列车长王晶说。王晶的姥爷马仲华是原北京局中心卫生防疫站医生,父亲王金良是北京客运段旅服车间党总支书记,他们一家被人称为“铁三代”。三代人经历和见证了铁路发展的三个时代,用尽责和奉献作为“传家宝”,用敬业和忠于职守延续着浓浓的“铁路情”。

马仲华

  姥爷马仲华: 见证铁路人的激情岁月

  姥爷马仲华今年86岁高龄,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铁路”。老人现在依然身体硬朗,耳聪目明,对于干工作时的事仍记忆犹新,良好的身体状态与他从事了一辈子的卫生防疫工作不无关系。

  1951年初,刚满17岁的马仲华成为北京铁路局防疫站丰台分站的列车防疫员,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对列车进行消毒,灭蚊灭蟑螂。他要经常出去跟车,工作时,背上装着20斤消毒剂的罐子,列车包房的床下、餐车的每个缝隙,都要用喷剂进行仔细消毒。

  那个时代的“铁路人”服务于蒸汽机车,煤是动力来源,全靠人力用大铁锹往机车锅炉里添煤,抡上一会儿人就跟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要保持火车不间断地行驶,就得两个人不停轮换着烧锅炉,一趟车跑下来,得抡上一两吨的煤。而乘务员的工作条件也很艰苦,没有宿营车,也就是没有休息的地方。

  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天马仲华正在线路上检查,感觉到了很强烈的震感。接到任务后,他都没来得及告诉家人一声,只能让熟人给家里带个话,就直接坐上火车奔向唐山开展防疫救灾工作。那时候的火车都是“罐车”,像个铁罐子一样,只开有几个特别小的窗户,非常闷热。没有座椅,旅客都在地上坐着,这样能装更多的人。发生地震后,要利用铁路线路拉上伤员运送到天津等周边地区进行救治,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伤员感染,给列车消毒就尤为重要。

  地震惨烈,伤员很多,马仲华和同事们在线路上忙了一个月,只有领防疫药品的时候,才能回家看上一眼。“条件虽然恶劣,但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大家都没有丝毫退缩和怨言。”马仲华说。

  在工作生涯中,让马仲华最骄傲的事,就是曾经负责为毛主席的公务列车进行消毒。有一次,像往常一样,马仲华来到军用供应站,为一辆“任务车”进行细致消毒。完成任务后,乘务员问他知道这是哪位领导乘坐的专车吗?当得知这是主席的1号公务车后,马仲华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真是高兴得不得了,能为主席的车消毒,是多么光荣的事啊!”

  之后,马仲华担任北京铁路局防疫中心丰台防疫站主任,主管车站和地区职工食堂的防疫工作。在职业生涯中,马仲华兢兢业业,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1981年,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颁发的“爱国卫生运动工作中,成绩卓越书”,卫生部颁发的“从事卫生防疫站工作三十年,特授予荣誉证书”……他的证书、奖章跨越了很多年代,装满了整整两大抽屉。同时,作为我国最老一辈的防疫员,他带出了很多徒弟,很多人先后在北京疾控中心、北京铁路局集团公司防疫岗位担任重要的职位。“这辈子能够从事铁路工作,穿上这身蓝制服,感觉非常高兴和光荣。”马仲华说。

  一直到1994年退休,马仲华见证了铁路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马老举了一个例子,1978年最早的时候,北京开往成都的33/34次列车,运行需要48个小时。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车次改为163/164次,运行36个小时。到上世纪90年代时,车次变更为k1363/1364运行33个小时。而现在,北京到成都的高铁只需要7个小时。除了运行速度的突飞猛进,纵观车次名称的变化,就能感受到我国列车的线路和车次越来越多。马仲华总说:“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铁路的飞速发展,这一辈子值了!”

王金良

  父亲王金良:在改革时代一路为旅客留下饭菜香

  姥爷马仲华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参加工作的,而王晶的父亲王金良恰逢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式成为一名铁路工作者。“那是1978年的12月19日”,王金良对这个日子记得非常清楚,“我进入京广线的餐车工作,光荣的成为一名铁路炊事员。”

  王金良赶上了好时候,他参加工作后就慢慢开始有了电力机车,用电力作为驱动能源的轨道机车,实现了新中国铁路机车的一次大跨越发展。最初,王金良走的车是一种日本制造的小火车,车体较窄,走一趟广州来回需要5天的时间。那时车上条件已有了较大改善,乘务员们都有了宿营车,只是没有空调,特别热,每天穿着的“的确良”和“的卡布”工服全被汗水湿透,湿乎乎地贴在身上,睡醒起来后,床铺上会印出一个汗湿的人形。

  作为列车餐车厨师,他经历过炉火时代、煤气时代、电磁灶时代。一个餐车有5名工作人员,分为厨师长、二柜、洗菜、刷碗,还有个值夜班人员。“如果值夜班,晚上10点开始,这一宿就别睡了。”王金良说夜班的工作量非常大,一宿要蒸好300斤的大米,炒好40斤鸡蛋,切出300斤大白菜和70斤大肠,再煮60斤挂面……干完这些活就是早上五六点钟了。常年拿着菜刀,王金良的右手掌布满了老茧,左手手指的背面也被菜刀磨成了一个个坚硬的茧子。

  说起蒸米饭,先在水槽里把大米洗三遍,15斤一锅,分放在九口锅里,以流水作业的形式先后放在三个灶眼上。三个灶眼调为大火、中火、小火,收干米汤后再放入烤箱蒸,然后扣过来用台布包好晾凉。“蒸出来的米饭那叫一个香啊!”王金良回忆说。

  “师傅要求也非常严厉。”王金良回忆说,那个年代物质还比较匮乏,刚上车时,很多菜都没见过。有一次师傅让他拿个洋葱切一切,他拿个圆白菜出来,被师傅狠狠教训一顿。“虽然师傅要求严,但真的很感谢他,教会我很多本领。”只用了两年时间,王金良就从炊事员升为厨师。

  “一勺不过三”,这是严格要求的规定,意思就是炒一锅菜,正好分成三份。溜虾段4毛5,溜鱼片4毛,肝尖3毛9,两菜一汤的盒饭1毛9,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火车上的菜价,非常便宜,被很多旅客青睐。

  1988年, 通过培训和考试,王金良获得了国家一级厨师资格。北京铁路局7个分局共500多人,他考了第一名。“在100个菜中随机抓阄,我抽了一道番茄腰柳。这就考验平时做菜的功力,什么菜都要会做。”王金良说。为此,他将一本600多页的烹调书全都背了下来,并熟练操作。那次,北京铁路局局长亲自为他颁发了证书。

  1996年,王金良改走京九线,是绿皮车,车体大了许多。餐车的操作空间宽敞了,储藏空间也大了,能储存很多米面和干料。

  工作40年来,他走过京广线、京沪线、京九线还有高原列车,从炊事员成长为厨师长、餐车长,再到如今旅服车间党总支书记。如今已经很难看到王金良在餐车后厨展露厨艺了,但在家里他总会时不时地打开他的“兵器库”,那是多年伴随着他工作的工具,回忆着曾为无数旅客们留下的饭菜香。2019年春运期间,王金良特意拿出了“老伙计”,在女儿王晶值乘的高铁动车上为旅客朋友们又露了一手,为无数归乡的旅客带来了惊喜和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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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工网——《劳动午报》
编辑:孙仕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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