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深山的上海“飞地”

上海小三线八五钢厂筹建期间技术人员在审核图纸。吴昌富提供

　　几十年前,7万多上海热血青年毅然放弃大都市的优越生活条件,奔赴皖南山区,他们在深山里开山炸石、架桥修路,硬是建出80多个军工企业。他们为了共和国的军工事业付出了青春,皖南的大山、河流、石头、森林见证他们的功绩,我国现当代发展史上应该留下他们的重彩一笔。

　　靠山近水扎大营

　　出皖南旌德县县城向西,重峦叠嶂,空气清新,氤氲一片,一条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仿佛没有尽头地向深山延伸。雄壮的大山之中,在一个叫“德山里”的村子里,三五成片的厂房、宿舍相隔不远的距离,“鸡爪式”分布在青山绿水之间。

　　“这深山密林中隐藏着的建筑群,都是当年上海小三线厂留下的。”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徐有威介绍,旌德县一次性建有12个上海小三线厂,成为安徽的上海小三线厂建设最多的一个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提出要搞“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所谓“三线”,是以地理位置区分。沿海和边疆的省、市、自治区为一线地区,位于中国腹地的西南、西北大部分地区为三线,作为战略大后方,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为二线,此三线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也要有自行投资的后方基地,称为“小三线”。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小三线建设的选址,要求“山(进山)、隐(隐蔽)、散(分散)”。正是“进山、隐蔽、分散”这建厂“三原则”,使厂的建筑物很难有可行的总体规划。作为工厂主体的车间位置确定后是不能变化的,而其他的建筑物只能因地制宜。看哪块地平坦一些,哪块地建筑难度小一些,哪块地建成后交通方便一些(还要尽量不占农田),就在哪里建。

　　总平面要设计成“矮、短、小、土、窄、坡”,进行“村落式”“瓜蔓式”“阶梯式”“鸡爪式”等多样形式的分散布置。比如“村落式”,要求厂区原有的农村村居基本不动迁,宿舍与其他生活建筑“插村”而建,和村民们相邻。这是为了让工人与村民生活在一起,敌人的侦察飞机即使来了也分辨不清。

　　上海小三线建设可以选择浙江,也可以选择江西,但为什么选择皖南呢?徐有威调查研究发现,主要是因为皖南离上海终究近一点,水陆交通也相对比较方便,顺着长江就可以到皖南,公路也可以到皖南。

　　上海市当时专门成立了一个小三线筹建机构——229指挥部,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为什么叫229指挥部呢?徐有威说,这里面还有个故事:1965年5月,时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公用事业办公室副主任罗白桦,率上海后方建设选点小组到皖南选址,确定建设上海后方。当时,为报国家计委以及文件来往之便,必须对该项目定名,但为了保密又不对外启用上海后方或上海小三线,就将罗白桦在上海的办公室的房间号码229室作为指挥部的名称。

　　上海81家小三线企业,最终形成以反坦克武器和生产高射武器为主的综合配套的上海后方工业基地。在当年,这些是完全保密的。别说在公开的媒体宣传中根本见不到,就是所有参与建设的人们,起初也不允许向外界甚至亲属透露工作性质、住址等一切有关信息。对外通信联络,所有的单位一律通过编号信箱进行。

　　好人好马好刀枪

　　今年已经81岁的袁汉卿,从徐有威教授手中接过《上海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时,颤巍巍地用手帕擦一下眼角的泪水,语带哽咽地说:“我是最早一批进旌德的小三线厂的,最晚一批回上海,几十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我们!”

　　袁汉卿告诉记者,1968年,上海仪表机修厂包建旌德向阳小型轴承厂,代号是8350厂,他作为工厂筹建组成员,告别家人、只身来到皖南,负责工厂生产前期准备工作。1969年工厂正式生产以后,他在工厂主要负责质量检验工作,是向阳厂第一任质检科科长。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青年人愿意背井离乡,来到偏远的山区,奉献青春?袁汉卿告诉记者,“光荣的使命感”“舍小家为大家”“让毛主席能睡个安稳觉”,是他们这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小三线人的心愿和理想。“好人、好马、好刀枪”是小三线人再熟悉不过的动员口号。

　　首先是选人。小三线职工筛选的口号是:根正苗红进三线,青春年华向党献。挑选进入小三线企业的人不仅是上海工厂里的骨干力量,还都必须通过严格的“政审”,家庭出身、政治表现也要过硬,起码三代没有政治问题。

　　其次是将最好的设备用在小三线。上海的“小三线”自1965年由上海工业、物资、建材、交运、卫生、电力等14个局所属65个单位包建,各包建单位从当时各自现有设备中,将比较先进的部分成套无偿地调拨给小三线厂。对小三线生产线安装中所缺的专用设备,各包建局组织行业各单位大力协作,进行自制,形成了“一厂包建,大家支援,厂厂有关,人人有份,为三线建设出力”的局面。

　　“刚来时条件确实艰苦啊!”袁汉卿对筹建时期艰苦的生活条件、恶劣的施工条件至今历历在目。

　　路不通,施工设备、材料靠人力扛；水没有,职工排成长队用碗、盆从远处打上来……初在深山坳里安顿生活,住的是土墙房、茅草房,晚上睡觉,老鼠会在蚊帐外上蹿下跳,甚至会从你贴着蚊帐的手臂上走过。一到隆冬,刺骨寒风不时透过缝隙吹进屋里,夜晚睡觉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早晨起床,发现毛巾、牙膏都结上了冰。粮食供应刚开始的时候也颇为紧张,交通又不方便,不得不时常吃“猪肝饭”(大米掺发黑的杂粮)。

　　“从上海城里来到这边的山沟,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只有靠星星月亮,恍若与世隔绝。”袁汉卿说,看到这样的条件和环境,有的人当时也忍不住哭鼻子,坐在山顶上大哭。不过,那时候的人们思想很单纯,哭鼻子归哭鼻子,脑子里还是拧着那根筋——“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这深山沟就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在那些日子里,小三线厂的职工几乎都没有“八小时工作制”的概念,也似乎忘记了应该休息的星期天。尽管没有一分钱的加班费,甚至没有一顿免费的加餐,人们却都像着了魔似地干,那是货真价实的“革命加拼命”,大家共同的心愿是“让毛主席早日放心,拼命也要把小三线搞上去”。　

　　资料显示,上海小三线在二十多年的历程中,相继生产过火箭筒、火箭弹、高炮、高榴弹,以及炸药、无后坐力炮、手榴弹、枪弹、炮瞄雷达、光学测距机、数字指挥仪等军工产品。这些军用产品,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年在上海小三线工作的7万余名上海职工而今都已过花甲之年,那20多年的蹉跎岁月里,有许多艰苦奋斗的往事,也有回味无穷的趣事,都牢牢地铭记在他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