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课堂上的孩子

　　刘文利对学生家长进行培训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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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从哪儿来的？

　　垃圾桶里捡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河水冲来的、泥巴塑的……面对这则“难题”，人们得到或给出过形形色色的答案。

　　“中国父母的经典答案特别多，特别有创造性。”刘文利笑着说，“可唯独不说真话。”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的负责人，刘文利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如何与孩子谈性”。此前，由她主编的性教育读本在网络上引发争议，一度将她和团队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此之后，刘文利从幕后走向台前，向人们讲述性教育给孩子带来的改变。

　　“性是非常美好、积极的东西，不是丑陋、下流、肮脏的，这个观念一定要从孩子很小的时候构建。”刘文利说。

　　小学里的性教育课

　　刘文利的底气，源自于一项持续了10年的性教育研究和实践。

　　200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刘文利开始在北京市大兴区行知学校做性教育课程实验。

　　“我就是为了做儿童性教育回来的。”上世纪80年代末，还在读硕士研究生的刘文利便对性教育产生了研究兴趣。留美10年，她一直在关注中国性教育的进展和报道。为了帮助当地华人了解性健康知识，刘文利还在社区电台开设了专门栏目，并定期举办讲座活动。

　　“参加活动时，一些父母把孩子带过来，想让我跟孩子讲讲‘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些性教育话题。”刘文利说，“我发现其实家长愿意让孩子了解生命的真相，但苦于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不好意思谈、怕谈不好。”

　　这些经历，让刘文利坚定了从学校入手，推广和普及性教育的决心。

　　在小学里上性教育课，老师从哪儿来？行知学校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并没有专职的健康教育或心理健康教师，甚至连兼职的也没有。性教育课的开展，得先从教师培训开始。学校里的语文、数学、英语、美术老师都成了授课对象。

　　困难可想而知。“很多老师觉得，我跟自己的孩子从来都没讲过‘性’，怎么可能在课堂上跟学生讲呢？”刘文利说，还有的老师担心，性教育课堂会不会变得“不可控制”。

　　开口向学生介绍生殖器官，也是一道难跨越的坎儿。“在教师培训中，我们设计了一些脱敏训练。”刘文利说，“从小声默念到指着图片大声说，老师慢慢觉得，可以到课堂上对孩子说了。”

　　在培训中，很多老师发现，原来所谓的性教育不只是“性行为那点儿事”。刘文利团队设计的教材中，涵盖了认识身体、保护隐私部位、青春期、消除歧视、预防性侵等各方面内容，每个年级都有针对性的主题。

　　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让刘文利和老师们感到惊喜。

　　性教育课采用了参与式的教学方式，孩子们积极参与各项教学活动，如角色扮演、讲故事、小辩论等，孩子们特别投入。“看到孩子们自信的表达，对性知识的渴望，感受到他们对性教育课的挚爱，我流泪了。”刘文利说。

　　“在学习性知识时，孩子们特别真诚、自然、坦荡，他们的脑子里没有大人想象中那种色情的东西。”刘文利说，“有的老师告诉我们，一些学生在英语、数学课上蔫头耷脑，一到了性教育课就特别活跃，他们真喜欢这个课。”

　　消除家长的顾虑，同样是性教育课顺利推行的关键。刘文利曾在研究中发现，有85%的父母从来没跟孩子谈过性话题。为此，她和团队安排了大量的家长培训。经过培训，没有一个家长反对孩子在学校接受性教育。

　　“关键问题在于，你觉得性可不可以跟孩子谈？”刘文利说，“这是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

　　如今，很多学生已经完成了6年的性教育课程学习，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学生，都有了积极的变化。

　　“孩子愿意主动跟老师交流沟通，甚至说一些比较私密的话题，比如爸爸妈妈离婚了、自己喜欢上谁了。老师也开始俯下身子，理解孩子、尊重孩子。”

　　“有的孩子学习了新生命诞生的知识，回家抱着父母说我爱你们，主动倒水、拿拖鞋，家长和孩子的心贴得更近了。”

　　经过性教育效果监测调查，刘文利发现，接受了六年小学性教育课的学生，能够在社会决策中更加公平地对待和自己亲疏关系不同的个体，与未接受性教育的孩子有显著差异。

　　“性教育的确会在很多方面帮助孩子成长，这其中也有很多是德育想要达到的效果。”刘文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