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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突然降临
刘红怎么也没想到,她再见到汤洪林时,他已经躺在重症监护室里。
汤洪林最后的清醒时刻是与民警郑思源一同度过的。3月7日下午5点40分左右,郑思源和汤洪林约好了在巴中市的财富广场碰面,一起去谈支部活动的场地事宜。汤洪林看着比平时憔悴,郑思源问他“有啥情况吗?”汤洪林回答了一句“头晕”。
两个人没说上几句话,汤洪林突然蹲了下去,捂着头。郑思源伸手一探,“他的额头发汗了,虚汗”。郑思源赶忙扶着他去几十米之外的诊所。
诊所的大夫开了治疗神经性头痛的药物,但是刚服下,就被汤洪林全部吐了出来。郑思源赶紧给杜明英打电话,打车将汤洪林送到大医院。
在路上,郑思源和杜明英两人陪着汤洪林。他有气无力地对郑思源说:“郑哥,我们今天肯定过去不了。”汤洪林嘱咐郑思源改天再跟合作方约时间。
谁都没曾想,那竟是汤洪林有自主意识时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等到了巴中市人民医院,不用医生多说,郑思源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CT室外的设备里,看到血充满了他脑壳”。
“他疼得全身冒汗,但都没出半声儿。”郑思源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汤洪林一贯如此。2006年4月,汤洪林带队押着一名服刑人员到一监区关禁闭,到监区后,听到监区里声音嘈杂,汤洪林赶紧上前,发现有服刑人员赖在床上不参加集合点名。
“老子有艾滋病,就算死,也要拉上几个垫背的……”据当时在场的民警回忆,服刑人员喊叫着这句话。
在先劝说、后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汤洪林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对该服刑人员采取制伏行动。服刑人员很快被控制了,但在行动中,该服刑人员在汤洪林的左手背抓出长长一道口子。
汤洪林没有告诉同事和家人,自己去医院诊疗,第二天他照常出现在单位。同事们看到他手上缠着纱布,问他怎么回事,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说,在监区被服刑人员抓了下。直到一个多月后,医院通过艾滋病病毒检测,确认排除感染风险。前后花了2400多元的医药费,汤洪林也没有向单位申请报销。杜明英是差不多两个月后,才从汤洪林同事口中得知了这件事。
从警17年,与他参加工作时间差不多的人有的已获得过近10次“优秀公务员”,汤洪林只得过3次。何绍杰说,不是汤洪林不优秀,而是他身为特警队长时,每次推选,他都不许别人选自己。
那天傍晚与郑思源的行程是3月7日中午刚刚定下的。出门谈合作的时间已是下班时间。若是他称不舒服改变行程也不会有人苛责,可他没跟郑思源提过半句难受。
3月7日傍晚汤洪林下班后,匆匆地回家拿了一趟东西才去见郑思源。在前后不到一分钟里,母亲坐在客厅看着儿子回来后又马上出去了。“等你吃饭不?”“我外头有点事。”这成了母子间最后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