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娟，来自重庆市梁平县特殊教育学校。在21年的教师生涯中，前十四年我是留守儿童的妈妈，后七年我成了残障孩子的妈妈。 

　　1994年，我师范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市梁平县一所农村小学任教。我的学生很多都是留守儿童，看到他们缺少关爱、缺少亲情，我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边当老师边照顾他们的重任。学生们过生日，我变着花样给他们庆祝；遇到困难的家庭，我还会抽出自己微薄的薪水给孩子买文具、交生活费、药费。一天中午，我看到班上的孩子都到食堂端饭去了，唯独许百川同学孤零零地坐在角落里，吃着冷饭下咸菜。一打听才知道，孩子是抱养的，没有母亲，靠父亲在外打工寄回很少一点钱生活，最近半年父亲连消息都没有了，更别说寄钱。当时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了下来，急忙从食堂端来热腾腾的饭菜，然后到班主任那里帮她交了生活费。

　　为了这群孩子，我的孩子出生前几天我还挺着大肚子站在讲台，女儿出生才两个月，我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讲台，把孩子、家务统统抛给了年迈的父母。当我回到教室的时候，同学们齐刷刷站起来，一起喊“老师！妈妈！”那一刻，我愣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原来，孩子们早已把我当成了他们最信赖的朋友和最尊敬的亲人，我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然而，就在我工作渐如佳境时，一个灾难性的疾病突如其来。2004年5月的一天，我感冒服药后感到耳鸣，一周后耳鸣消失，我发觉听力明显下降。但因为学生临近期末考试，课程和辅导任务重，我坚持到放假才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中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医生说因错过最佳治疗期，已成为不可逆耳聋！“一个聋子还怎么去教书育人？！”沉重的打击无数次让我在无人的角落悄然泪下。

　　2008年，我被调到县特殊教育学校工作。全校除了聋哑学生就是智障学生，90%寄宿在校。第一次见到这群孩子，我哭了，因为自身的残疾让我更能体会到他们的不幸，我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尽我所能,给孩子们更多的关爱和呵护！

　　第一堂课，迎接我的是15个聋哑新生。我说话他们听不见，打手语他们又看不懂；我在上面讲课，他们在下面做小动作或是打闹；有的上厕所，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了……为了教好学生，我广泛查阅资料，刻苦钻研残疾儿童的心理、行为特点，学习特殊教育方法；为了学好手语，我查资料、请教老教师，对着镜子不厌其烦地练习。这些孩子身体有缺陷，理解抽象的知识非常困难，用在他们身上的时间和精力,比教健全孩子要多几倍甚至更长的时间。

　　刚入学的新生有的才五六岁，我手把手教他们洗碗、扫地、擦屁股、提裤子；学生病了，给他们喂药、擦药；值夜班时，半夜起床给学生盖被子，叫爱尿床的孩子起来上厕所。记得有一次，一个智障学生拉肚子把大便拉到裤裆里了，站在寝室里哭，我发现后蹲下身子给他换裤子，刚把裤子褪到脚腕，孩子突然又拉起肚子来，我来不及避让，脸上、手上到处溅上了孩子的便便。

　　有人问我，在特殊教育学校工作，付出多收获少，值得吗？我告诉他，当我的学生学会写字时，他们送给我的节日礼物居然是用彩色铅笔写的“老师！妈妈！”。

　　爱的付出收获的是累累硕果，自参加工作以来，我所教过的学生,有30多名荣获市、县优秀学生等荣誉称号；30多人次在市、县级比赛中获奖。如今，那一群群残疾学生在我和老师们的精心培育和呵护下，逐步成为了自食其力、贡献社会的人！对我的工作，各级组织给予了充分肯定，先后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残疾人自强模范”，参加了中国残联第五次、第六次代表大会和祖国60年国庆观礼,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我还经常应邀参加先进事迹巡回演讲团,到一些高校为师生们作演讲,用自己的故事感染大家,弘扬社会正能量。

　　如今，我的听力虽然还在继续下降，双耳已是重度耳聋，很多人曾劝我离开这里，但我想说：“这里需要我！我要永远做这些残障孩子们的“好妈妈”！ （周娟系重庆市梁平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