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记忆

　　这20年里，我有幸见证并亲身参与了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中国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在向国内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成果的同时加入了中国视角，使中国妇女的经验得以呈现出来。这一工作，无论是对世界的还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都非常重要。我相信，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它的意义会进一步凸现出来。

　　■ 口述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李英桃

　　■ 访谈、整理人：本报记者 蔡双喜

　　我出生在内蒙古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从小受妈妈的朴素女权意识影响。小时候，妈妈总是家里家外忙个不停，她生气的时候常说：“女人干得再少，也比男人干得多。”她还说：“我不想要女孩子，不是因为重男轻女，而是因为做女人太可怜。”虽然懵懵懂懂，我仍能从她的生活中隐约感受到做女人真的不容易。把妈妈的启蒙与我后来的研究和工作连接在一起的，正是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1994年底，为筹备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外国语大学派我去参加由全国妇联组织的系统培训。说真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和其他性别平等国际文书，学到很多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知识和观点。培训结束后，我专门为北外的青年志愿者做了岗前辅导讲座。

　　过了一阵子，我又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有幸成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的正式代表。能亲身感受国际会议的大舞台，真是太好了！

　　随师“入道”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对我学术道路的影响非常大，怎么形容都不过分。至今我还记得非政府论坛上的一个场景：在一次讨论开始前，主持人问与会者为什么要来北京参会，人们纷纷发言，有的说为解决当地某个具体问题，有的说为某个具体人群呼吁，还有的说为了世界妇女发声，等等。轮到我的时候，我“断片儿”了，不知道该说啥，愣了几秒钟后，尴尬地说自己是来学习的，向世界各国妇女学习。这一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自己在意识和学识上的不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决定重新回到校园，踏踏实实地提升自己。

　　复习考博的那半年真的很辛苦。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1996年9月，我幸运地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跟着袁明教授读博士。

　　袁老师是国际政治领域的著名学者。除了传授专业知识和治学之道外，她还介绍我去拜访了不少北京大学从事妇女研究的老前辈，比如郑必俊教授、齐文颖教授、陶洁教授、魏国英教授等。同时，袁老师带我认识了国内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王逸舟研究员。通过王老师，我又结识了国内最早从性别角度思考国际问题的胡传荣女士。后来，王老师把传荣大姐和我并称为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南胡北李”。

　　在袁明老师引领和各位专家学者的帮助下，我开始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但研究进展一度很不顺利。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哭了好几次，甚至想打退堂鼓了。有一次，我非常沮丧，气恼地跟丈夫说，“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写，我不写了，这个博士我不读了”。他安慰我：“没事儿没事儿，写不好还写不坏？你先把材料输进电脑再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就每天阅读、录入资料。说来也怪，时间不太长，我就找到了感觉，把论文的理论线索串了起来，写作框架也有了。

　　就这样，我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社会性别与国际政治——一位中国学者的观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我的第一部专著《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于2003年出版，这也是中国的第一部女性主义国际政治专著。之后，我又和胡传荣教授共同主编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还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专著《女性主义和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