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排右三为本文作者岳运生。

　　每到夏蝉初鸣的时节便又到了高考的日子。看着一届又一届的莘莘学子共赴考场，我总能想到我的青春，想到我的大学。1989年高考，我顺利地考入了西安公路学院交通工程专业。作为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公路专业大学，我的母校后来被教育部确定为“211”重点大学，并于2000年与其他两所院校合并成为了现在的“长安大学”，划归教育部直属。

　　我所选择的交通工程专业是理工科领域的典型专业，自然，我高中学习的也是理科方向。高二分文理科时之所以选择理科，主要原因是我对理工科课程兴趣更大，而且理工科高考录取率相对高一些，法学属于文科，而当时父亲做的律师工作对于我并没有额外的吸引力。那时候律师还是国家干部，领国家工资，与别的职业没有任何不同。我对法律工作没有产生太大的兴趣与好感，一门心思想要学好理工科。

　　在公路学院的四年学习生活中，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高等数学”考试。刚上大学的高中生免不了会在学习上产生松懈，因此当不少同窗两次都没有通过“高数”考试时，我也为自己鸣响了必须要勤奋学习的警钟。当时学校规定包括所有科目在内，只要4门次考试不过就没有学位证，正是这项制度，督促我四年的学习还算认真，成绩虽不算优异，但也没有出现不及格的科目。

　　1993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城建集团成为了一名助理工程师。因为我大学的专业是交通工程，而我单位的工作却是土建施工，专业不对口，我萌生了改行的想法。

　　1993年是我国律师制度改革的元年，“合伙制”成为中国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一个重大突破。“官办”律师们逐渐打破体制束缚，成为了市场化中的新生力量。我父亲也创办了自己的律所——黑龙江岳成律师事务所，发展势头很好。在这样的背景下，经和家人商量，1994年10月，我决定改行做律师。

　　就这样，很多年未碰过文科的我开始捧起了从未翻过的法律书。在此之前，要说我与法律最“亲密”的接触也就是为父亲誊写辩护词，突然从头学起确实倍感吃力。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5月，我顺利通过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双学位考试，9月份进入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学习。同年10月，我参加了当年的律师资格考试并一次通过。

　　两年的法学双学位学习让我收获的不仅是一纸文凭证书，更是一套严谨系统的法学理论思维。作为“半路出家”的理科生，我自学的法律知识虽然通过了入学考试的考察，但离构建系统和理论化的知识体系，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在法大学习时，老师系统地讲解了各部门法中的知识结构，帮我把自学的散状知识进行了梳理与归纳，构建了科学严谨的法律思维。这种法律人的思维成为了我日后工作重要的工具。

　　回顾两所大学和六年的求学生涯，我深切地体会到专业课知识仅是成就我律师工作的基础，而大学阶段所养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责任心，才是无可替代、无法衡量的精神财富。

　　大学的生活相对于高中有了更为宽裕和自由的课余时间，因此怎样合理地分配时间成为大学生活中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技能。由于开始读的是理工科，专业课并不能通过期末的集中备考来获得突破，只有通过日常不断的积累才能达到掌握知识的目的。可以说，科学的时间管理，成为了我大学的一大收获。

　　大学的时光少不了丰富的娱乐生活。不像现在学生们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充斥着的还是体育竞技的汗水与纸牌游戏的笑语。在游戏中收获友谊，从竞争中收获对手是大学生活的又一宝贵财富。古语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选择对的朋友、瞄准好的对手，是大学中另一项重要的“书外必修课”。大学的专业往往决定了日后的工作领域。许多大学的校友同窗，师兄师弟都将成为了日后社会中相同行业的伙伴。处理好，维系好同学关系，势必会为今后的工作提供资源与帮助。

　　大学的生活还培养了我的责任心意识。高中时因为尚未成年，我没有体会过生活的艰辛与压力。但当我到离家上千公里的陌生城市求学时，我才陡然感到了肩上责任的力量。同样，在法律工作中，无论是律师还是助理，责任心强是最基本的执业要求。当事人通常是遇到难题才会寻求律师帮助。只有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才能为当事人提供优质的服务，化解棘手的纠纷。当律师是对责任心的考验，因为多查一部法律，多记一款法条有时候能为当事人避免极大的经济损失。这些可不是通过司法考试，取得律师执业资格就顺理成章所具备的。

　　1997年我在法大毕业后，就在父亲开办的岳成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至今已经18个年头。这些年来每当回想起我的大学生活还会感到十分的怀念与留恋。都说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我要感谢西安公路学院，理工科的逻辑思维方式使我在律师工作中受益良多;我也要感谢中国政法大学，使我成为了一名法律人。大学的教诲将一直鞭策我，永远行进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

　　(作者为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岳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