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王白早”名列其中。普通工人王白旦成为中央委员王白早，又被当时炙手可热的大人物“赐”了名，真是一步登了天！

　　过了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党的九大胜利闭幕的新闻公报，公报除了宣布毛主席仍是党的主席、林彪是毛主席的当然接班人之外，还宣布了新一届党中央委员的名单。令北满钢厂职工大吃一惊的是：中央委员名单中居然有王白旦的大名（公布名单时仍用王白旦这个名，后来才改为王白早）。一开始，人们还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听差了名字——凭他这块料，怎么会攀上那样神圣的职位？可是连续听了几遍之后，便确信无疑了。于是，有好事者便奔走相告：听见广播没有？“王八蛋”一步登天，居然被选为中央委员了!顿时在齐齐哈尔市掀起一阵旋风。艳羡、赞美、颂扬，一夜之间，王白旦成了“王白早”“王委员”，人们的称呼变得十分甜蜜动听。没过几天，新任中央委员衣锦荣归。整个钢厂和工厂所在的小城，倾城出动，欢迎王白旦的回厂。人们现在当然对他刮目相看了。王白旦当上中央委员，其身价陡然高涨起来。于是，他在省、市的革命委员会都挂上了衔：钢厂更不用说，也应该有其独特的重要位置。这种平步青云的幸运，令多少和他一起造反的人羡慕得嘴里流哈喇子；核心组成员们吃的后悔药就更不用说了。但是，群众却不管这一套：仍然称他为“王八蛋”，实在有些不恭了。

　　然而，令人没有料到的是，时隔不久，陈伯达因追随炮制“天才论”，受到点名批判，很快便垮台了。中央委员王白早和他虽然没有什么组织联系，“批陈”和他也沾不上边，可是，有人提出了陈伯达为王白早改名一事。幸好周总理给解了围：“那次改名是我提议，陈伯达插手改的。这件事我负责，不能让老工人背包袱。”“文革旗手”江青知道了。旗手是珍爱造反派战友的，就在一次中央全会上，亲切地接见了王白早，说：陈伯达给你改的那个名字不能再叫了，我来给你改一下：把“白”改成“百”，把“早”改成“得”，以后就叫王百得吧！

　　王白旦听了，当然无比高兴：能够得到旗手亲自改名，那是多么荣幸！

　　于是，中央委员王白早立刻变成王百得，并且很快传播开来。理所当然，在他荣归“故里”时，受到更加热烈的欢迎，因为他的头上又罩上了一道新的光环，那样的璀璨，那样的荣耀。在党的“十大”上他又是党代表，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可是，有许多人对此却嗤之以鼻，挖苦他说：这个名字改得好啊！名符其实，他就是“白得”一个中央委员嘛！王百得非常大度，听到这样的议论，一笑置之，偶尔还说上一句：你说白得就白得吧，有能耐你也白得一个让我看看。

　　这期间，王百得的原配妻子因肝癌去世，在组织的关怀下，36岁的女新闻工作者于淑彦走进了他的生活，王百得可谓春风得意。4年后王百得调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于淑彦升任市电视台副台长，一家人搬到了市委家属院。

　　然而，1976年10月6日，“伟大旗手”和她的另外3位亲密战友，突然被赶下了台，成了万人唾骂的“四人帮”。这使王百得深为焦虑，他饮食不安，坐卧不宁，深怕有人会追究此事。

　　“文革”结束后，不测的政治风云再次向这个王白得袭来。他那段被陈伯达、江青二人改名的历史，使他被列为市“揭批查”的重点审查对象，从1978年起，先是被审查8个月，等待处理则延续了3年多。但审查团将所有电文、信函查了个底朝天，也看不出他与陈、江有什么“特殊关系”。有人建议王百得把名字改回去，免得沾晦气，王百得来了倔劲儿：“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也有人动员王淑彦跟王百得离婚，她不为所动：“他是啥人我最知道。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家老王的事情总有一天会真正解决的。”结果，于淑彦由副台长降为部门主任。

　　万幸的是，他和“旗手”仅有如此一面“改名”之交，在此后清查“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罪行时，并没有发现王白得和他们有多少牵连；另外，他虽然身居“高位”，也没做什么大的坏事。黑龙江省委对王百得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属一般性问题，材料归还本人，工作另作安排。”两种职务安排，请他选择：另任新职，或易地做官。已经厌倦官场的王百得明确表示：弃官为民，回钢厂重操旧业，又当他的炉前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