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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始终坚信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

纪念用“温情与敬意”书写国史的钱穆先生诞辰125周年

2020-11-13 13:46:53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钱穆主张以“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来书写国史,彰显了他中国情怀的一面,而被瑞典学者马悦然视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中“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同时他的这一撰史主张也是对近代以来偏激的历史虚无主义、庸俗的进化观、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谴论者的回应和针砭。在他看来,治史者首先应有一个健康、宽容的心态和胸怀,对自己过去的历史,不能开口就骂,作全盘的自我否定。历史的病态面、阴暗面固然应当揭露、批评,但揭露、批评也应有根有据,同时还应把握分寸,批评不能太尖太刻,力戒谩骂。全盘否定,一概骂倒,是一种不健全的心态,不利于培养国人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他力图通过发掘历史中深藏的民族文化力量,让国人从辉煌灿烂的历史中找寻强大的精神力量,以重建民族的文化认同,重拾国人对历史文化的自信。在欧风美雨浸染的文化氛围里,在崇洋蔑己、全盘西化甚嚣尘上的时代思潮中,钱穆弘扬中国文化精魂的热忱和勇气,他对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尊敬的。

  对“士”精神和作用的论证与弘扬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论述先秦民间自由讲学兴起和宋明社会自由讲学再兴起的演变,论春秋战国大势所提出的文化同化论,秦汉相制与汉代文治政府,魏晋屯田、占田、课田至唐代租庸调的演变,自唐至明南北经济文化的转移,王安石变法有南北地域的背景,对中国传统政治、传统社会的解读等等,皆多创辟之论。不过读罢全书,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他在书中对中国历史上士阶层的论述,及其对士精神和作用的论证和弘扬。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其中心力量就是“士”。钱穆常引孔子“士尚志”“士志于道”,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来阐发历史上“士”的精神和作用。在他看来,“士志于道”,故能“以道存心”。这里所说的“道”,即指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既然“士”是“道”的承担者和践行者,他就应为中国文化承担道义和责任。所以他在《国史大纲》中用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阐释国史及其演变,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分合、治乱,学术文化的传承,传统社会的赓续,皆与“士”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息息相关。

  钱穆极力表彰士阶层在中国历史演进的作用,在《国史大纳》中他把士阶层的活动分为四期:春秋末,孔子自由讲学,儒家兴起。下逮战国,百家竞兴,游士声势,递增递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统治阶层之崩溃,一面促成了秦汉以下统一大运之开始。中国四民社会以知识分子“士”的一阶层为之领导之基础于此奠定,是为中国史上士阶层活动之第一期。两汉儒学,创设了此下文治政府的传统,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二期。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八百年间,士族门第禅续不辍,而成为士的新贵族,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三期。晚唐门第衰落,五代长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阶层之新觉醒。此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四期。在这四期中,钱穆特别看重宋明儒,极力表彰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精神,即钱氏在书中所称的“秀才教”精神。他说宋代士大夫不仅胸怀儒家的理想,而且还把这些理想付诸实践,用理想来转换现实政治,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在事功的层面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不仅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陈亮“开拓万古心胸,推到一时豪杰”所呈现出来的伟岸的精神气象极尽表彰,还对他们的“社会自由讲学”运动、所主持的种种“社会事业”,诸如义庄、社仓、保甲、书院、乡约等躬行实践皆诉诸笔端,再三致意,心有戚戚焉。他对近人批评宋学为空疏之学深致不满,声称“自宋以下学术,一变南北朝隋唐之态度,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以天下为己任,此乃宋明以来学者惟一精神所寄。”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乾嘉时代,抛弃了宋明儒经世明道的治学宗旨,演变成为考据而考据、为学问而学问的学风,虽然在古经典的训释考订上有不少发明,但“自宋以来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却渐渐消沉了”。到了近代,传统的士人精神,在功利主义思潮和个人主义思潮恶性膨胀中失落了。他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于是“四民中少了一民——士,社会骤然失了中心”,变成了一个没有重心、失去了灵魂的社会。所以他大声疾呼,在当今的社会里,应重新恢复“士”的精神来作社会中心的主持与领导,应弘扬传统的“士”的精神来重建民族文化之“道”。

  对“士”精神的论证和弘扬,是钱穆一生关注和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这不仅表现在他在《国史大纲》中对历史上士大夫知识精英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的极力表彰,反复致意,而且后来还写有《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等专篇论文来阐发士阶层的变动与社会分合、治乱兴衰之间的关系,彰显“士”的精神在国史演进中的主导作用。在92岁告别杏坛的最后一课中,他也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讲题,以王安石等人为例,来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他孜孜不倦地告诫我们,“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可说中国的士,应是一个人文宗教的宣教师。他们常要不忘记自己是半个和尚,或是双料和尚,而不仅是一个有知识的读书人。”有一次,钱穆在台北素书楼为学生讲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讲什么是“读书人”,什么是“士”,讲“士尚志”,“士志于道”,士不耻“恶衣恶食”,“士任重而道远”,讲范仲淹的“先忧后乐”,讲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突然口风一转,略带激动地说:“外边有人说我是什么史学大师,又是什么国学大师。我哪里是要当什么大师,其实我心里真正想做的是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

  一部成功的中国通史著作

  在中国近现代史坛上,编写过不少的中国通史著作。比较早的通史著作,如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仅写到隋代以前,只能算半部通史。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只写到了西周。在1940年代初编写的通史著作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钱穆的《国史大纲》等著作。张荫麟英年早逝,所著《中国史纲》,仅止于东汉开国。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虽已编至清代,但在当时仅为讲义,而未公开出版。惟有钱穆的《国史大纲》,上下两册,首尾完整,贯通古今,是当时影响最大的通史著作。《国史大纲》出版后,好评如潮。缪凤林称“时贤著作,实鲜能与之比拟,立言之正,尤为抗战以来出版界所仅见。”顾颉刚把《国史大纲》列入近人写中国通史“较近理想”的一部,称“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严耕望也说:“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内容既见识力,也有深度,迥非其他几部通史所能企及。”著名学者金毓黻称近人治中国通史最有名者,首推钱穆。他在《静晤室日记》中称赞《国史大纲》的长处在于“务去陈言,自申己见,戛戛独造,依傍一空”,“诚不愧国史之佳作”。在中国现代学术界有“一代词宗”之誉的夏承焘读完《国史大纲》后,在其《天风阁学词日记》中也记下这样的感言:“宾四甚可爱佩,读其书,使人思染手史学。”足见此书独特的魅力所在了。(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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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姚怡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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