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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川:西北是根 长安是魂

2020-06-15 07:56:16 来源:光明日报

  长安画派的老一辈画家都非常注重生活写生,而且他们都是以普通大众的身份进入各自的生活中,在写生时并不是为了确立自己“画家”的身份认同,更不以画家自居。

  回过头来看当年所受的艺术教育,赵振川说:“一方面,我有机会跟着父亲早早地到生活里去;另一方面,我得益于老师的‘亲授’,这和在课堂里上大课不一样,中国画讲究的是‘亲授’。能临摹、能写生、能下乡,能转化为笔墨,这就是我的艺术之路。”

  “父亲的创作思想是民间、朴实的,是反映生活的、天然流露式的创作;石鲁先生有着从苏联到解放区的艺术经验,更重视主题性创作。父亲教我读生活、重视生活;石鲁先生教我巧妙构思、升华精神,两者缺一不可。没有生活的积淀,你谈不上升华;没有升华,你表现不出中国画的张力。”赵振川说。

  然而,学了没两年,1964年,作为知识青年的赵振川就“彻底下乡”了,插队到了陕西陇县李家河乡普陀生产队。这也是父亲的决定,他对赵振川说:“你应该下乡,下乡就跟当年闹革命一样,而且对你画画有好处。”

  赵振川在农村一待七八年,苦活累活都干过,“现在回过头看确实有好处——让我对人生有更深刻的理解”。赵振川记得,村里人跟他讲,如果在你前面放一堆金子和一个娃,你要哪个,“当时我想,得要金子啊,但村里人跟我说,要娃。后来我明白了,娃是能够传代的,这是仁者爱人啊。”

  干农活的间隙,赵振川抓紧时间画速写。当时生产队长问他,“画画要紧还是吃饭要紧”,赵振川想了想,还是吃饭要紧,于是干活更卖力了。对有的人来说,记忆中的苦日子可能一辈子都是苦日子。但当赵振川笑着讲述这些往事时,他已经成功地把当年的苦日子转化为今天的财富。这种转化,就像把线条转化成笔墨。赵振川做到了。

  1971年,赵振川调入陕西省火线文工团,专门为三线建设服务,经常跑陕南的秦岭大巴山。别人晚上演出下午休息,他就拿着速写本出去画画。石鲁是个很直接的老师,有一次,赵振川把速写本交给他看,只得到了一句评价:“你这速写不行,不能用。”

  “不管能用不能用,画总是有好处,你老在生活里泡着呢。要做一个真正的画家,就要有热爱生活的初心。这方面,我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不把艺术当作敲门砖、当作谋取金钱和地位的手段。”赵振川说。

  谈师兄黄胄:胆子极大、下笔最狠,一个充满激情的艺术家

  赵望云有三个最得意的学生:黄胄、方济众、徐庶之。三个穷学生吃住都在老师家。黄胄比赵振川年长近20岁,赵振川出生时,黄胄已经住在他们位于粮道巷的家中。所以,他既算是赵振川的大师兄,又像父辈,“我一岁时,他还抱着我一起拍了张照片。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兵张嘎一样的年轻人,脸上的神情一看就是小伙子,还没有后来的深沉。”

  赵振川记忆中的黄胄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家”,充满了激情和幽默。比如,学谁像谁,陕西话、广东话、河南话、四川话,张口就来,只要他在,家里就充满欢声笑语。而且黄胄记性还特别好,电话号码都能背出来,这个“本事”在画家中绝无仅有。

  赵振川说:“黄胄的画让人觉得很爽,胆子极大,下笔最狠,这和人的心胸有关,成就一个人很多时候是天性使然。我受很多人影响,下笔的时候就会想到黄胄。”

  事实上,生活并没有优待黄胄。他1925年出生于河北蠡县梁家庄,那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子。因为祖父是戏班的,黄胄小时候经常画“戏子人”,但从来没人教,全凭自己喜欢。初中上了一年,就因父亲去世而辍学,黄胄为了学画,流落到西安。

  黄胄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那是在一次学校组织的体育比赛中,他获得一面写着“炎黄之胄”的锦旗,经语文老师解释意思后,他决定要做有为的炎黄子孙。

  很多年以后,黄胄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大型民办艺术馆——炎黄艺术馆。那是后话,总之,17岁的他遇到赵望云时,还是一个流浪少年。

  1943年,黄胄拜赵望云为师学画。据说当时赵望云一见黄胄和他的画,兴奋地到处跟人说:“今天遇到了一个小孩子,画得非常好。我从不收学生,但是今天我收了他做学生。”

  黄胄在老师家一待就是5年多。赵望云特别宠爱这个聪明的学生,甚至比对自己亲儿子还好。黄胄性格豪放,住在东厢房的一个房间,经常不叠被子不收拾屋子,画笔挥起来还搞得满屋子墨迹。赵望云一点儿也不生气,还说:“学生是国家的人,理当多关心,而且我就是喜欢冒尖的,谁冒尖我喜欢谁。”

  赵振川回忆:“黄胄这老兄不修边幅,充满了意志,充满了激情,在困难面前从不胆怯,是一个真正的勇士。他在绘画上是一个劳动模范,一个早上要画4张三开纸;甚至到病得一塌糊涂坐不起来了,他还在画画……”

  黄胄最大的特点就是巨大的写生量,这也正是赵望云教给学生的艺术理念——在生活中写生、从写生中塑造个人风格。赵振川说:“黄胄之所以取得那么大成就,就和我父亲要求他大量写生有关。他的写生量,一般学校里的学生达不到。那时候我们画速写,一画画半天,全神贯注,基础非常扎实。”

  在赵振川看来,黄胄就是一个写生成功的典范。赵望云的学生,旅行写生是必修课。1944年,黄胄去了八百里秦川;1946年,去河南黄泛区写生;1948年,又去新疆写生,用了近3个月时间画了大量民族风情的作品。秦川的帝王气魄,新疆的民族风情,黄泛区的人民苦难,都成为黄胄笔下的一张张写生。他看到了一个天大地大的世界,那将是他艺术生涯不竭的生命源泉。

  黄胄对自己的艺术道路有清醒的认识。1947年,他曾以梁叶子的笔名在《画家与时代》一文中写道:“要做一个新时代的画家,只是会追求与开创自己的美的道路,只是自己吃饱了饭便忘了那些没有吃饭的同胞是不够的。他是应当和别的艺术一样,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不是同样地可视为时代的号角与黎明的晓钟吗?”

  1949年西安解放之后,黄胄参军,到西北军区从事美术工作,一直到1955年才回北京。大西北,那是成就赵望云的地方,现在又将成就黄胄。1941年,赵望云因为《抗战画刊》停刊而失业,冯玉祥将军想为他安排一份政府的工作,赵望云没有接受,而是选择了北上西进,开始布衣画家的生涯。他认为,能到祖国任何一个角落写生都是很幸福的事情。黄胄追随老师的脚步,也走向了大西北,多次到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写生,仅1956年在和田就画了近千幅。

  赵振川说:“黄胄能成就自己,还是因为他表现了生活。西北是一片艺术的沃土,他把一个题材画到了死,增加了中国画新的审美领域——表现少数民族。”也许,少数民族热情奔放又无拘无束的生活正和黄胄豪放的性格不谋而合,当客观的美与主观的性情相契合,艺术将焕发出最本质的精气神。

   (作者:蒋肖斌,系中国青年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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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姚怡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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