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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川:西北是根 长安是魂

2020-06-15 07:56:16 来源:光明日报

  学人小传

  赵振川,1944年生于西安,祖籍河北省束鹿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中国画创作研究院副院长,黄胄美术基金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第四届文联副主席,陕西省美协名誉主席,陕西长安画派艺术研究院院长,陕西国画院名誉院长,陕西省政协委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中国画高级研修班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西北大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客座教授。国务院授予“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资料图片

  父亲、老师、师兄,都已经离开赵振川先生很多年了,而当年的小娃娃也已年近八旬,但赵振川没有停下画笔,没有停下脚步,没有停下追寻笔墨的心。如今,他的画室如同当年父亲的一样热闹,不断有学生、朋友来访……一切仿佛又回到一个原点,而更可慰的是,那颗热爱生活、扎根生活的初心始终没变。也许,艺术的传承就是如此,前辈牵着晚辈的手,走到一站,挥手告别,未来的路,会有新的年轻人在等待接棒。

  2019年,秋日的西安,微雨,一种怀旧的天色覆盖着这个十三朝古都,对著名画家赵振川先生的采访是在他的家中。泡上茶,待热气袅袅升腾,突然听到蝈蝈的叫声从某个角落传来,看来属于它的季节尚未过去。

  赵振川刚从祁连山回来,“逛山”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到山里、到乡下,到老农民家中,最有意思。遇到年龄相仿的老头儿,他特别愿意跟他们聊聊天,“这是回味人生很好的方式”。每一次去,山里都在发生变化。他最近到过潼关,昔日险峻异常的三省要冲之地,如今火车几秒钟就过去了,他感慨:“要塞只留下了一个名字。”

  时代和火车一样,滚滚向前,赵振川从来不是一个抓着过去不放的人,但当回忆故去的那些人和事的时候,他能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来处。

赵振川作品《祁连山平羌口写景》(2019年)。资料图片

  谈父亲赵望云:人格非常强大,让我浸泡在文化氛围中

  “首先肯定要谈父亲,父亲在人格上非常强大。”76岁的赵振川,是著名画家赵望云之子。虽然父亲已经去世40多年,但在儿子心中,依然高山仰止。

  在公开资料中,我们可以知道,赵望云出生于1906年,河北束鹿人,早年与王森然、李苦禅等组织吼虹艺术社,1937年创办《抗战画刊》,创作面向生活,尤其擅长表现陕北山水和各族人民的劳动生活。

  但在赵振川的讲述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更生动”的赵望云。

  赵振川1944年出生在西安,出生不久,全家就搬到了粮道巷的一个小院儿,租的房子,有上房、东厢房、西厢房……是一个典型的北方院落。

  小院儿听上去不小,可架不住人多。在赵振川记忆中,小时候家里永远是人来人往,有学画的、看画的;吃饭的人也多,父亲的学生黄胄、方济众、徐庶之,干脆就住到家里——不仅免费,还管伙食。

  赵望云的画室在院子南面的门边上,大人们在那儿画画,孩子们就混在中间玩。稍微记点儿事的赵振川知道,家里数画室最热闹。赵望云是一个穷画家,每年开两个画展,挣的钱才勉强够维持生活。

  “父亲从小教育我,要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赵振川记得,有一次,门外走过担大粪的工人,小孩子嫌臭又调皮,捂着鼻子跑,一边跑还一边喊:“担大粪的来啦!”父亲看见了,严肃地叫住了赵振川说:“不许这样,这是劳动人民。”这个童年片段给赵振川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永远记住了父亲的教诲——要尊重劳动者。

  这也和赵望云的艺术思想是契合的。1933年2月12日到6月28日,《大公报》曾连载“赵望云旅行写生”15辑,共130幅。这些作品将农村生活中的赶车、拾粪、讨债、把草、晒太阳、烧砖瓦等情景真实地展现出来,把破产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痛苦和落后贫穷的社会现象,以新闻形式暴露在国人眼前。

  此前,中国画表现的主要是社会上层的审美,而在赵望云的笔下,开始出现普通人的生活,古典中国画和生活现实紧密联系。当时,赵望云也不过二十多岁,就走了这样一条不被人看好的艺术道路,在今天看来仍是革命性的举动。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赵振川和家人去西华门街口看解放军进城,“他们头上戴着柳条织成的草圈,老百姓去欢迎的人很多,很热闹”。

  不久,解放军的领导就来看望赵望云一家,还送来了面和布,这下吃穿就都用不愁了。

  赵振川说:“一解放,反差好大。”

  为什么这么讲?原来,1948年年底,赵望云刚刚从国民党的监狱出来,受尽酷刑。因为1942年,在重庆,他给周恩来画了一张《相马图》,这张画挂在了王家坪毛泽东的会客室,后来转战陕北,画没带走,被胡宗南看见,就落下了“通共”的罪名。

  入狱期间,赵振川跟着姐姐和徐庶之,去监狱探望过父亲,“那是一个傍晚,刺刀明晃晃的,父亲被从后面的小门押出来,跟我们见了面”。

  赵望云当时以画劳苦大众、反映社会现实闻名,早就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上。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6月,赵望云到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回家的时候,嘴里哼唱的是“胜利的消息要传开”,非常兴奋。1950年,赵望云任西北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做了五六年文物的基础工作。

  “现在说到父亲,都知道他是画家,其实他放下过画笔,做了很多文物事业的基础工作,很不容易。”赵振川说。

  敦煌莫高窟、西安碑林、甘肃炳灵寺石窟、半坡遗址……赵望云的工作几乎涉及西北所有的重要历史遗迹,文物界尊称他为“西北文物事业的奠基人”。

  父亲的这段工作履历,让赵振川有了一个特别的成长经历——他是在碑林摸着石头长大的。

  西安解放后不久,为了方便工作,赵望云全家就从粮道巷搬到了碑林居住——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圣地。“唐玄宗《石台孝经碑》、颜真卿《颜家庙碑》、僧怀仁集王羲之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就在我生活中。在那种环境里,我对文物、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亲切感,也有敬畏感。后来,碑林建成了博物馆,孩子们就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聊到这里,赵望云似乎就和天下大部分父亲一样,沉迷工作,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画家而对赵振川有什么特殊教育。赵振川的叙述也证实了这一点:“小时候没有系统学画,就常听父亲和朋友们聊天,他们不聊是非,只谈艺术。要说艺术道路启蒙,可能就是我早早地浸泡在了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中。”

  谈老师石鲁:要求学生能临摹、能写生、能下乡、能转化为笔墨

  1959年,赵振川初中毕业,人生出现了一次转折,他被分配去学统计——那就去吧。政治经济学、运筹学、会计学……“现在回想起来,还挺值得学,能得到看世界的另一种眼光”,他的大部分同学后来都供职于统计部门。

  然而,眼看快毕业了,却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学生老师都吃不饱,饿得脸都肿了。赵振川只能在大雁塔边上放羊时,偷偷摘个玉米吃。1962年春,学校停办,学生各回各家。

  半大小伙回家咋办?这时,恰巧西安美协成立学员班,采用传统的“师带徒”方式教年轻人。当时有个传统,父不教子,学艺的一般老子不教儿子,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也没教儿子,后来成为京剧表演艺术家的尚长荣,学的是花脸。所以,尽管赵望云也是学员班的老师,还是请了画家石鲁先生来教赵振川。

  石鲁出生于1919年,15岁就考入成都东方美专,系统学习传统绘画,抗战爆发后投身革命,经常背着自制的画板为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小八路画速写。赵振川的人生就这样出现了第二次转折。1962年夏,身为画家之子的他,终于开始正式学画,而这一学,就到了今天。

  其实小时候,赵振川也画画,不过那是画着玩儿,临摹小人书上的淝水之战,被大师兄黄胄看到,夸他“画得还可以啊”,到了学员班,才算真正上道。学员班的学生不过数人,在西安美协的院儿里占用了一间屋子。就像古时候一样,没有什么教程和课本,但师傅领着徒弟的手,时时刻刻都在学。

  一进班,老师石鲁就让赵振川临摹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年轻人并不理解这幅画的内涵,也体会不到古人的情感,觉得很枯燥,但就是要这样“一点一点往前拱”。“中国文化是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富春山居图》画得润极了,苍润,它的线条都是长披麻皴,这是中国画用笔的重要方法,一波三折——一条线里波折出多个层面,不然怎能用几条线就把富春山水画得如此雍容?中国笔墨的魅力就在其中。”赵振川说。

  老师还强调画速写,“石鲁先生对速写的要求很严。速写要求你能在瞬间把握对象的外貌、形态,甚至内心状态”。年轻人脸皮薄,不敢站到人堆里,赵振川就经常站在大门口观察——如果时光倒回半个多世纪,你一定能在西安钟楼邮局的角落里看到他。

  除了临摹、速写,赵振川学画的另一个训练方式是下乡写生。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父亲赵望云。时隔半个多世纪,他依然记得1963年,父亲第一次带着他去祁连山写生。从兰州到肃南,上祁连山,翻越当金山口,人迹罕至,只有魔鬼一样的山体和柱子一样的旋风,那种荒蛮感给年轻的赵振川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那时候年轻,没有多少创作经验,观察和造型能力也不好,但就得锻炼,云杉林、古松林,看到什么画什么。”赵振川说,写生有线条写生和笔墨写生,在现场画的是线条,回来就得赶紧转为笔墨——中国画讲究的是笔墨,这个转化过程并不容易,中国画界一直到前几年都还在讨论。

  那时候每年都要下乡,赵振川从不放过跟着前辈画家出去的机会。1963年,他到了渭南,画了黄河边的风景。“我现在都记得那些黄河边的老村落,村口有大皂角树,挂着一口大钟。村里一有大事就敲钟,村民就会聚到树下。妇女们在田里锄地,穷也挡不住爱美之心,头上都戴着花花手帕,很好看……”赵振川说,“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留在我心里,不去下乡,不会知道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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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姚怡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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