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先生诗作手迹。

　　思深行范、追寻真理

　　一生追寻真理，矢志要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著作等身，影响深远。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陶德麟先生的一致评价。

　　武汉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年过九旬的朱传棨，用手机微信发给记者一篇文章，悼念“共历风霜，情同手足”的老友陶德麟。老先生用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全文，饱含深情地回忆自己与陶德麟的一生交集。

　　朱传棨写道，陶德麟在年轻时就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科学性，勇于批评权威的片面性。记得1956年初，在《哲学研究》上看到陶德麟批评苏联哲学权威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的文章，让朱传棨感触很大，并深深记住了陶德麟这个大名。

　　朱传棨回忆说，当时我国在各行各业请苏联专家做指导的形势下，25岁的陶德麟敢于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苏联科学院院士，少年意气风发，一时引人注目。

　　在朱传棨看来，陶德麟毕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既作为人类谋幸福的科学真理去追求，又作为党的重大事业去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做到了真信、真学和真用的要求。

　　陶德麟作为李达的学术研究助手，不仅执笔完成了《唯物辩证法大纲》的写作和出版，也协助李达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基础理论研究与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并重的学术研究传统和踏实的优良学风。

　　风云激荡，历史转折的关头，总不乏勇敢站出来的英雄人物。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邀请陶德麟出席《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论研讨会。陶德麟与朱传棨一同赴北京参加研讨会。

　　朱传棨告诉记者，在小组讨论中，两人还向新华社记者谈了毛泽东给李达的三封信的内容。为保证毛泽东写给李达的三封信在《哲学研究》上刊出，两人还做了一些排除干扰的工作，可以说，在这场彻底批判两个“凡是”、实现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陶德麟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到武汉后，陶德麟受邀参与全省关于真理实践标准的大讨论，还撰文解答“唯一”的疑难。当时，大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基本接受，但对“唯一”二字仍有疑问。《哲学研究》主编同朱传棨商议，请陶德麟撰文解答。这样，陶德麟下了很大功夫写出《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哲学研究》1981年第1期发表后，学界一致认为，陶德麟的文章从理论上彻底解答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的疑难。

　　自此，47岁的陶德麟，从学理上有力批驳了“两个凡是”，为破除思想迷信、澄清理论是非做出了突出贡献，以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实践派”，蜚声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

　　陶德麟敢于追求真理、勇于发声，也与他青年时代曾长期担任李达的学术助手有关。他对李达的有关著述和思想有着独到而深刻的体悟和理解，而李达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做出重大贡献，曾写下代表作《〈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曾被毛泽东赞誉为“极好”，早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经典。

　　现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李维武认为，陶德麟在李达思想影响下，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开始向干部群众作包括讲解《实践论》在内的哲学辅导报告，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阐释方式。陶德麟的《〈实践论〉浅释》，就是他在半个多世纪里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的结晶。

　　“解释性的通俗读物，既要注意学理阐述的精确性，不能违背原文的本意、有损原文的理论深度，尤其不能为了片面追求通俗而陷于庸俗；又要注意行文的晓畅生动，力戒艰深晦涩，使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易于看懂，乐于接受。”这是陶德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通俗化阐释的基本原则。

　　朱传棨说，综观陶德麟在不同时期研究的课题和学术成果，都富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感，都是回答当时理论研讨中的诘难问题和理论原则是非不清的重要问题。它不仅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而且直接推动了理论研究的进展，巩固和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使之成为现实实践和人们行动的向导。

　　作为何萍的学生，李佃来告诉记者，回忆起“师爷”陶先生，老先生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熟稔在心，对问题的把握更是深刻，还特别注重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情况来把握问题。陶先生写了不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强调讲马克思主义语言不应晦涩，要多用自己的语言，他特别反对教条晦涩。

　　陶德麟先生的学生们都受到他的影响，因为陶德麟反复强调良好学风和文风的重要性。

　　哲学是从“地上”升到“天上”的，我们应当让她从“天上”回到“地上”来。这是陶德麟给学生——汉江师范学院院长杨鲜兰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

　　陶德麟告诉杨鲜兰，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哲学味”，而把哲学论文写得艰深晦涩，让人看了不知所云。一篇文章有没有“哲学味”，在于文章论述的是不是哲学问题，有没有哲学思想，而不在于文字上是否艰深难解。

　　宗师典范，谦谦君子

　　李佃来曾经为生病后的陶德麟送过三年书信，多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让李佃来对老先生有了更多的观察。在李佃来看来，任何一个和老先生第一次接触的人，都很诧异这位大学者竟然一点儿也不高冷，而是非常平易近人。陶德麟会认真询问每一位新同事，哪怕是会议上遇到的一个新人，都会认真记下他的名字。

　　“80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周可，自从孩子出生后，每次去陶先生家，老先生都会关切地询问宝宝的生长发育情况，还颇有兴趣地谈起自己小时候的情形。

　　周可感慨地说，陶先生常说时下的评价体系给了年轻人太大的压力，逼得他们铆足劲早出成果、多出成果。所以，每次周可帮他解决电脑方面的小问题时，陶先生总是满怀歉意，觉得占用了周可太多时间。

　　朱传棨至今记得1958年8月从北京大学来武汉大学报到后与陶德麟初次会面的情景。陶德麟年过八旬，还能说出两人初次会面时，朱传棨穿的衣服颜色和式样。

　　在“文化大革命”中，陶德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蹲过牛棚、当过猪倌、做过炊事员，甚至遭受过错误的批斗。后来，他走上武汉大学主要领导岗位，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对“整”过他的人打击报复。相反，他经常“以德报怨”，关心和帮助“整”他的人以及他们子女的学习和工作。

　　“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武汉大学校训，就是陶德麟担任校长时拟定的。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他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克服各种困难，在教学、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和后勤管理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武汉大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许正是年轻时的丰富经历，更加促成陶德麟成为一名无比坚强的人、一个很有定力的人。无论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下，他都有一颗坚强乐观的心。

　　朱传棨说，陶德麟年近古稀仍抓时间苦读苦学的精神，令人起敬。在理论研究上，他从不吃“老本”，总是与时俱进充实新内容，而且还积极涉猎和关注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进展。

　　1986年底，朱传棨和陶德麟一同乘火车去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陶德麟因乘火车睡不着觉，就取出小本子背诵英语单词，为适应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他硬是在短时间内恢复和提高了英语水平。在一次“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以清晰流利的口语做了题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交流》的主题演讲，受到与会的美国、英国、意大利、以色列、日本等国家的学者们的称赞。

　　杨鲜兰至今保存着一张导师陶德麟先生手写的便条。

　　原来，有一次杨鲜兰约好要到导师家里汇报学习情况，但老师临时有事，又无法及时联系，陶德麟就用毛笔写了一张便条让师母转给杨鲜兰。导师用语精练，书法漂亮，那也是杨鲜兰第一次见到陶先生的字。

　　后来杨鲜兰读了老师的一本题为《学步履痕》的著作，才明白老师语言、文字、文章功力的厚重积累。

　　在李佃来看来，陶德麟不仅古文、书法、诗歌有功底，还会自拉弹唱京戏，更是一位不排斥新鲜事物的老人，80多岁依然勤奋，用电脑打字，笔耕不辍。“古人说‘不知老之将至’，我是明知‘老之已至’，但有生之年不敢懈怠而已。”陶德麟曾经笑言。

　　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郭继海，对导师陶德麟作为教育家把学生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印象最深。

　　晚年的陶德麟曾经自谦写道，“我深感自己是个平庸的探索者，在浩瀚无际的哲学大海里乘桴而行。而今垂垂老矣，还常常自觉如童稚之无知。然而我并不怨悔。”

　　陶熔鼓铸，德厚流光，麟角凤皇。一代宗师，乘桴远去，却留下无尽光芒。（记者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