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国家大剧院西咖啡厅。从排练厅出来的作曲家印青，点了一杯咖啡，坐定。阳光从“水上明珠”巨大的玻璃墙体透射进来，宁静、明澈、温暖。

　　话题从10月11日举行的国家大剧院“歌唱北京”新作品音乐会开始。印青有两首作品在其中，一首《我的北京》，一首《北京之夜》。自上世纪90年代来京，三十余载光阴如洗，“新北京人”印青对北京埋下一份特殊的情感。

　　同时，他血液中涌动着另一重基因，那就是深深的军旅情结。16岁从戎，一晃，64岁了，近半个世纪的军旅风霜化作一首首“印青式”音乐作品。它们穿越历史的烟云，连缀起一条神奇的“天路”——路这端，是一位躬耕不辍的作曲家；路那端，是一份与日俱增的家国情怀。

　　人物小传

　　印青，1954年生，国家一级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原总政歌舞团团长，中国文联第八、九届全委，全军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军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委，多次在全国、全军各类重大比赛中担任评委。被评为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曾创作《当兵的历史》《走进新时代》《西部放歌》《天路》《江山》《走向复兴》等歌曲。

　　1. 从架线兵到作曲家

　　“歌片不够，我就手抄给他们，他们说听了这首歌特别想当兵，觉得那是一种幸福。”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领章印着我开花的年岁……”《当兵的历史》旋律轻快、激昂，是印青第一首代表作。那时候的他二十出头，正值风华，青春勃发。

　　如将这句歌词套在印青身上，应是“十六岁，十六岁，我参军到部队……”印青生于音乐家庭，父亲曾当过部队文工团团长，母亲也是文工团歌唱演员，他10岁开始学习小提琴。197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原江苏省军区独立一师业余演出队看中，成为一名小提琴手，从此走进军营。

　　1972年，演出队解散，印青被分到通讯营架线连。作为一名架线兵，尽管“主业”不佳，但“副业”却好——18岁的他写出第一首歌曲《我是一个架线兵》。此后，从浙江省军区文工队到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再到北京总政歌舞团，印青始终不懈地在艺术之路上攀峰。

　　歌曲《当兵的历史》创作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流行“两热”：经商热、文凭热。印青记得，那会儿部队战士间流行“当兵吃亏论”：“同龄人有的做生意挣钱，有的上大学拿文凭，而当兵有什么用呢？！”

　　于是，受领导委派，印青计划写一首鼓舞士气、让更多人走进军营的歌曲，“我们国家实行义务征兵制，不强行要求，但要鼓励年轻人履行保卫国家的职责。其实，生命中有一段当兵的历史，是很珍贵、很独特的人生经历。所以，我当时就想，这首歌要写得明快、愉快，让没当过兵的想当兵，当了兵的有自豪感。”

　　印青记得，这首歌完成后第一次来京演出，很多大学生涌到后台要歌片，想回去学唱。“歌片不够，我就手抄给他们，他们说听了这首歌特别想当兵，觉得那是一种幸福。”其实，直到如今《当兵的历史》一直都在被传唱，“将近40年了，不管什么兵种，新兵连第一首歌都要学唱它。”

　　印青说，那时候优秀的队列歌曲相对匮乏，“早年有《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之类，后来几乎就没有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总政宣传部发动全军词曲作家投入创作，说谁写出来好的作品奖励一万元，这可是巨额奖金啊！”

　　纵观印青的创作生涯，几乎全都是军旅题材和主旋律题材。这些作品，在无数部队官兵和群众心中镌刻下深深印记，印青因此收到的听众来信足有万余封。兰州军区一名排长的来信，令印青至今说起来都心有波澜。信中说：“当年我们都喜欢唱您作曲的《出征歌》，在战场上也是唱着这首歌往前冲，这首歌成了我们全排凝聚力的号角。我们一个排27人出征，最终回来的只有7人，其余20人都牺牲了……”多年后，7位战友天各一方，各自为业，但只要聚会，必唱此歌，歌中有他们血气方刚的青春，歌中有血与火洗礼的峥嵘岁月，“我们真的是太想念自己的战友了……”

　　这封信，让印青生平第一次强烈感受到自己的创作有价值，也更加坚定了他主旋律歌曲、部队歌曲的创作方向，“其他类型歌曲也能抚慰人心，但这种歌曲更能触及人的思想、信仰层面，正所谓崇高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需要这个，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在商品大潮冲击下，社会更需要信仰的构建，这样的歌曲就是一种承载。”

　　2. 将概念转化为情感

　　“我会结合自己内心的感受去写，只有这样才能贴近百姓心灵，而不是空洞地喊口号说教。”

　　“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

　　《天路》是印青最为大众所熟悉的一首作品，被韩红等诸多流行歌手所演绎。它的创作背景是青藏铁路开修。

　　“《人民日报》报道说，中央决定修建青藏铁路，领导把报纸放在我和词作家屈塬眼前说，你们写一首歌吧！”那是2001年夏，为筹备“八一”晚会，印青和屈塬领了这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