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过程中，如何表现饼干的情绪和动作成了难题，他们不停变换饼干的摆放位置，利用声音的起伏去卡点和展现情绪，还要精准地控制后期剪辑的节奏。周圣崴感觉这才是自己“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拍电影”，此前他只是单纯地拍，没有加入过完整的声效，也没有做过后期剪辑。

　　几个人为同一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也成了他珍藏的回忆。“我现在还记得我们仨围在一块儿吃那些饼干的样子。”

　　2011年，《哈利·波特》最后一部上映，也是该系列电影首发的十周年，北京大学电影协会邀请戴锦华做了一个专题讲座。场面异常火爆，二教105教室里连暖气上都挤满了人，屋里黑压压的一片。那天讲座的题目是“10年，it all ends”，但对周圣崴来说，这并不是终点。《哈利·波特》带他进入电影世界的第一道门，十年过去了，后面还有许多扇门待他开启。

　　身份

　　多年以来，对“身份”的思考是周圣崴一系列作品中的主线。“大部分时间人与人的关系是固定的，但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这个身份会发生变化。”这种思考源于周圣崴在成长过程中和周围人的情感交流和关系变化。

　　周圣崴小时候没什么朋友，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玩儿，周圣崴便沉浸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自嗨”。渐渐地，周圣崴喜欢用画画和自己对话。初中时期，画画一直是周圣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进入高中后，文化课学习强度突然增大，周圣崴没办法在学习和美术训练之间找到平衡点。

　　要不要继续做个美术生？他站在了选择的路口。“当时人们普遍对美术生有一种偏见，很多人说，‘怎么想去学美术啊？肯定是成绩不好。’”周圣崴坦言当时被这些话刺激到了，想用高考成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离开了自己的“艺术世界”，周圣崴不再表现出不合群，第一次有了很多朋友。但每每在做完题目的深夜，周圣崴的内心总是特别孤独，没有艺术陪伴的日子里，好像所有的情感都无处寄托。

　　自白

　　幸运的是，尽管曾经放弃了美术生的道路，兜兜转转，周圣崴依然回到了他所热爱的艺术世界。在北大的日子里，他有了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也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活姿态，也不再为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而敏感。

　　但与此同时，他和家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高考之前，父母对于周圣崴的教育是顺其自然的“放养”。他的每一个奇思妙想总是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进入大学后，出于牵挂，父母每天都会给他打好几个电话嘘寒问暖。虽然理解父母的关心和爱，周圣崴依然感到空气变得稀薄起来。他认为，在不知不觉的某一刻，孩子会变成相对独立的个体，父母应该给孩子留出一定的自己发展的空间。

　　他拍摄了《独生子》，发自内心地想说出这个关于自己“身份”的故事，这部影片是他和这一代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们的自白书。故事里，一个高中男孩想挣脱母亲的管控，一次不经意间，他窥到了母亲脆弱的一面，向母亲倾诉了自己的需求，最终母子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和。

　　这种对“身份”的思考体现在周圣崴的一系列作品中：《变形记》中现代版的“西西弗斯”在压抑的重复劳动下发生扭曲；《巴别塔》里至爱之人从相融到错位；《女他》中女鞋母亲为了孩子“伪装”成男性，套上坚硬的盔甲在社会上打拼……

　　淘空

　　如今，《女他》已经收尾，周圣崴直言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先前的灵感和许多片子的拍摄经验在《女他》里几乎全部被用上，思路已经渐渐有些凝滞，他感到现在的输入快跟不上输出了。

　　谈及接下来的打算时，周圣崴表示自己从来没什么明确的规划，随性地过着喜欢的生活才是他的准则，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会走出现在“封闭”的创作状态，回归学习的轨道。

　　“我还有很多故事想说。”周圣崴如是说，“不过，我得先往里进一些东西。”

　　文/刘灿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2016级本科生

　　杨睿颖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本科生

　　杨红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7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最早刊发于微信公众号《北大青年》，文章和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