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章太炎全集》奔走

　　1936年先祖父去世后，先祖母一直守着先祖父的遗稿，时时刻刻想完成先祖父全集出版的夙愿。“文革”前经仲荦先生奔走，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俊民社长洽定由古籍来出《全集》，计划与资金差不多已落实，无奈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原先的计划全部泡汤了。

　　“文革”一结束，迫不及待地“拨乱反正”。1981年，首先恢复“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由李一氓先生任组长，决定先出十个历史人物全集，以示将颠倒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1982年，古籍“规划小组”再次发文，决定出版二十六个“进步思想家、政治家与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全集。先祖父作为“进步思想家”先后都列入其中。于是仲荦先生立即行动起来，落实《全集》出版事宜。

　　1979年，王仲荦先生在广泛与章门弟子联络后，在自己身患心脏病的情况下，亲赴上海分别拜访了上海社科院院长陆忠仁，及复旦、华师大、上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领导，与蔡尚思、谭其骧、朱东润、吴泽、顾廷龙、魏建猷、朱维铮、姜义华、汤志钧、潘景郑等人会面，协商出版事宜。后又与上海人民出版社汤志钧先生等赴苏州拜见我先祖母与先父。先祖母当时九十八岁，见到当年的“阿牛”，如今也满头苍发，幽默地问：“他大，还是我大？”彼此相视大笑，不胜唏嘘。先父立即

　　设蟹宴招待小时的同门。先祖母让先父拿出众多收藏给大家看。那是先祖母保存了一辈子的先祖父手稿，分类清楚、收藏丰富、保存完好，仲荦先生等人看了大喜，更坚定了出版的决心。仲荦先生在苏州又会见了吴门章氏同门朱季海、沈延国、王乘六等，共商出版大计。旋又回上海，请了山大殷孟伦、南师大徐复、杭大蒋礼鸿这些先祖父弟子来上海，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专家，共同拟定了 《关于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的几点意见》，拟定了《整理体例》，并作了整理校点人员分工，组成了三十人的整理校点团队，其中三分之二皆是先祖父门下弟子，还有一些知名专家学者，我也忝列其中。

　　离开上海前，他到我家专程看望了我母亲。我当时从师范毕业后，在小学、中学、少年宫教书，没有多大学问，但是家中唯一从文的人。“文革”结束，我有了规划自己人生的机会。而此时正值先祖父全集工作上马，先祖父弟子们希望有个家属代表参与工作，留个传人。我也有参与全集的意愿，这个意愿完全是出于对先祖父的崇敬，根本不知道工作的艰巨性，就这样参与到这项中作中去了。我先是借调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后又转到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这是1979年底前的事。

　　仲荦先生跟我说，不要急，一点点做，边学边做，先祖父学问涉及面广，样样都要学，要你马上参加点校是不行的，先从熟悉祖父历史与学问着手，收集他的讲演与医学等等。后来他给我寄来了他当年听先祖父讲演的笔记，《尚书略说》《书序》《古文尚书详说》，洋洋洒洒四大本（《详说》是上下册）。虽然都是过录诸祖耿先生的记录，但却是认认真真一字一句过录，以他清秀略带隶体的小楷，足足过录了四大册，足见他用功之深、问学之严。他做学问就是这样，一部《资治通鉴》读了二十多遍，一篇《西崑酬唱集注》反复打磨了四十年，以持之以恒著称。

　　在社科院从事先祖父全集编订的工作也让我走上了漫长的治学道路。开始我痛苦极了，孤立无助，无从着手，体会到在高等学府从事研究工作的种种困顿。我少不了向仲荦先生抱怨，留下了几十通这类往来信件。但在重重压力之下，我反而学得了很多，先后完成《章太炎演讲集》上下册、《章太炎医论集》，完成了《我的祖父章太炎》《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章太炎与上海》等专著及编著多册，也算是没有给仲荦师伯丢脸。

　　《全集》虽然没有设主编，但仲荦先生实际起到了主编作用。他是学术界各方都可接受的人，他默默推动着《全集》的进程，协调了各方关系，他也以身作则完成他点校的 《齐物论释》及《齐物论释定本》。但他在1986年6月4日突然溘然长逝了。此后再有十天，纪念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大会与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杭州举行，这是先祖父逝世五十年后师门的一次隆重聚会，仲荦先生却很遗憾地缺席了。

　　为太炎先生辩诬

　　一个再伟大的历史人物难免有不足之处，但有些“缺陷”是人为栽赃。还历史人物清白，往往是后死之贡献。仲荦先生太了解太炎先生，他每逢与人交流，常常会为先师鸣不平，但他的方式是平和的、说理的。一次他应邀去扬州师范学院作学术报告，这篇报告后发表在《历史论丛》——《太炎先生二三事》。这是我见到他唯一一篇全面评价先师的文章。

　　首先，他解释了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关系，力排“章太炎反对孙中山”的诬词。他将历史娓娓道来，他说邹鲁写的国民党党史，贬低了“其他力量的作用”，“片面强调了中山先生和黄兴、太炎先生的矛盾，而没有强调他们利益与目的一致的方面”。他还列举了《民报》经费不足、陶成章被刺等事实，还原了所谓的孙章矛盾的真相，纠正了历史的误传。

　　第二，他澄清了太炎先生与吴稚晖、谭延闿的历史恩怨。“北伐”成功后，他俩成了南京政府“新权贵”，太炎先生碰到了“这两个冤家对头”，遭到国民党当局“清算”和“通缉”，但这不是 “国共合作时期”的事，与反对“国共合作”无关。

　　第三，他澄清了太炎先生在一封信中说的 “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八个字，被无限扩大说成是“反对同盟会和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进而澄清太炎先生对袁世凯及黎元洪的认识过程：从章对袁世凯的 “幻想破灭”，进而反袁，同时认为袁的作用仅次于蔡锷。并且指出章对黎元洪的评价最终是公允的。他还反驳了关于太炎先生 “保守”、“落后”一说，即所谓太炎先生反对甲骨文之论。他说：“我二十多年前去太炎先生家，看到他从抽屉里取出二三片甲骨片，反复抚摸着说 ‘这大概不会是假的吧’。”可见太炎先生“怀疑的是假甲骨文，对真正的甲骨文他并不怀疑”，因为当时古董商造假甲骨文也确有其事。

　　仲荦先生对其师崇敬，一生恪守师道尊严，可谓古风犹存，为人之楷模。他的这种厚道，来自对传统的继承，哪怕他对师门同仁，也均如此。他的师弟朱季海先生，一生没有固定职业，但学问很好。仲荦先生每月从薪水中分出一部分给朱季海先生，直到谢世从无间断。请问世上有几君能为之？呜呼仲荦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