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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邵飘萍 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文/叶介甫
2018-03-05 15:17:07

  披露真相的言论 使反动军阀看后切齿痛恨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立场,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实现革命的统一战线。邵飘萍根据党的指示,以《京报》社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

  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25日,冯玉祥下令所属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先生“速驾”北上,主持大计、解决国事。国民军的兴起,邵飘萍给予全力支持,《京报》也紧密配合。

  然而,北京政变的胜利果实,很快被段祺瑞、张作霖窃走,冯玉祥被迫下野,避居到京西的天台山。邵飘萍对奉系张作霖从来没有好感。当邵飘萍获悉郭松龄有倒戈反张的意向时,就抓紧做他的工作,促他早下决心。为了支持郭松龄与冯玉祥订立密约、联合倒张,邵飘萍又穿针引线,多次委派夫人祝文秀乔装前往京郊、天津等地密送情报。1925年11月,郭松龄在滦州通电反张后,邵飘萍迅速作出反应,说:“西北和东北国民军之合力打倒奉张一派素与国民福利不相容,为中国革新前途大障碍之横暴势力”,评价反张行动“虽不敢谓中国之政治面目即自是进于康衙大道,然至少可认服从民意,警醒军阀,使中国发生一种新机运之有益的行为”。他还在《日军阀之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以国家民族之立场直书张作霖的罪行。稍后,又在《京报》上刊出张学良的照片,上书“忠孝两难之张学良”,实际上是鼓励张学良大义灭亲,“父让子继”;还登出写着“红胡子军阀”张作霖、“东三省救主”郭松龄的照片,散发到前线宣传,以此动摇奉系军心,使郭松龄的部队兵不血刃而出关。

  邵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原先只相信枪炮威力的张作霖立即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想拿钱堵住他的嘴。邵飘萍收到这笔款后大怒,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当即把30万元如数退回,并继续在《京报》上对张作霖进行揭露。张作霖为了免遭灭顶之灾,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牺牲民族利益,勾结日本进行军事干涉,终于杀害了郭松龄夫妇。为此,邵飘萍马上在《京报》上刊出《日本暗助奉张之战功》。文章指出:“此次郭军之败,乃日本助张政策之成功。日本亦何爱于奉张乎?简直言之,日本侵略东省之成功而已。”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郭松龄倒张失败的要害,是日本关东军的参战和张作霖接受白川司令的要挟条件。这种披露真相的言论,更加激起了北方反日反张的民众运动。张作霖一伙看到后切齿痛恨。

  继续对反动军阀穷追猛打

  192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号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满洲干涉中国内战!督促全国反奉军队速灭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的势力,并驱逐日本在满洲所有武力!!推倒亲日卖国的段棋瑞政府!!!”北京各界人民不断在天安门前举行“反日讨张(作霖)”、“反英讨吴(佩孚)”示威大会。

  1926年3月1日,《京报》披露《国民讨张吴大会成立》的消息,并将大会形成讨张伐吴的7条决议见于报端。同月9日,《京报》发表《反英讨吴大会致国民军将领电》,以130万北京民众之意,称赞“国民军是反奉战争中最中坚、最接近民众的武力”,是“反帝国主义武力”,鼓励冯玉祥、鹿钟麟的国民军坚持爱国反帝斗争。3月12日,日本军舰及尾随而至的奉军兵舰,无视国民军的警告驶进了大沽口,并向炮台射击,打死打伤国民军12人。国民军被迫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港口。

  震惊中外的大沽口事件发生后,邵飘萍在《京报》连续刊登民众集会、抗议、游行示威的消息,以及众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言、声明。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为助张作霖压迫民众早日接受“二十一条”中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的权益,竟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联合英、美、法、意、荷、西、比7国,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碟,限3月18日正午前答复他们的5条无理要求,否则将采取“所认为的必要手段”。

  3月17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已经集结外国军舰20艘,帝国主义列强摆开了重演当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架势。下午2时,北京150多个社团,200余人,在北大三院第二教室召开联席会议,由李大钊、徐谦、李石曾等人组成主席团,决定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3月18日下午1时左右,爱国民众的游行队伍到执政府门前时,段棋瑞按帝国主义列强的旨意,凶残地枪杀反对八国最后通碟的学生和市民数百人。惨案发生时,邵飘萍在《京报》馆里。他闻讯后惊跳而起,立刻派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赶到惨案现场和有关医院调查采访。第二天,即3月19日,邵飘萍即在《京报》上刊出“三·一八”惨案之始末,率先记述了发生大屠杀的前因后果,将刽子手段棋瑞执政府媚外镇压爱国民众的凶残面目暴露于天下。同一天的《京报》上,还刊出住在内城官医院、疗养院、法国医院、德国医院、美国同仁医院、协和医院、中央医院及院外伤亡者70余人的姓名、单位、籍贯、职业、性别及负伤的部位和伤势轻重的详细情况,以铁的事实,向反动当局进行血的控诉。

  事发当天,邵飘萍除安排采访、筹划版面外,还亲自去采访,深夜赶回报馆,奋笔疾书,写下了《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的讨段檄文,也安排在19日的报纸上。这篇讨段檄文和那些控诉段棋瑞的消息、照片在3月19日的《京报》上一刊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邵飘萍仍然义愤满腔,继续对反动军阀穷追猛打。从惨案发生起,他白天外出采访,夜间挥笔疾书,一连4天撰文4篇,斥责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将下令缉捕共产党人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段祺瑞、贾德耀置于被告席上。据《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的索引目录统计,《京报》在3月19日至3月底的12天内,刊登各种消息、评论、通电、文章120篇,《京报副刊》从439号至475号刊登文章103篇。

  毛泽东称邵飘萍

  “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三·一八”惨案后,邵飘萍被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京报》及附张小报——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鲁迅主编的《莽原》,也分别被列为“扑灭”、“迫死”的对象。邵飘萍自知处境险恶,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不顾身体的日益消瘦,仍日夜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顽强地抗争着。

  3月23日下午,北京各社团、学校1万多人,在北京大学三院大操场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会。邵飘萍亲自前往采访。大会主席、国民党市党部代表陈毅首先发表演说,痛斥段棋瑞丧权辱国、祸国殃民、屠杀爱国民众的罪行。此时的邵飘萍也昂首登台,向听众陈述了惨案发生的原因及责任,警告段棋瑞必须偿还血债,并劝告与会的爱国诸君警惕军阀的残暴,切莫大意。

  追悼大会之后,段祺瑞政府更加疯狂地迫害革命党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兵营里。许多人劝邵飘萍也暂避一下。邵飘萍认为《京报》这块阵地太重要,自己不能离开。他不顾个人的安危,仍然留在《京报》馆内,主持《京报》的编辑出版工作。从4月初到4月24日邵飘萍被捕前,《京报》刊登各类讨伐文章40余篇,斗争锋芒继续直指反动当局。

  1926年4月初,张作霖、吴佩孚重新和好,又拉进阎锡山作“盟弟”,从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各派军阀都对邵飘萍恨之入骨。直奉联军占领天津时,张、吴便在军事会议上作出决定,攻进北京之后要立即捕拿邵飘萍,杀掉邵飘萍。冯玉祥心系邵飘萍的安危,在4月15日部队退居南口之前,曾3次派鹿钟麟劝说邵飘萍暂时放弃《京报》,随军撤离北京城。邵飘萍的心里很明白,只要国民军一离开京都,死神就会降临。但他仍然更多地考虑《京报》这块中国共产党的舆论阵地,论职责论义务都不容轻易放弃,所以谢绝了鹿钟麟的劝说。

  国民军撤离北京,首先入城的张作霖的直鲁联军,奸淫抢劫,无所不为,市民不寒而栗。邵飘萍耳闻目睹奉军的兽行,不顾屠刀已经挨到脖子,仍然写了一篇欢送前几日出京的国民军的文章,用赞扬国民军纪律严明,对人民财物秋毫无犯,来抨击入城部队的军纪败坏,有力地鞭挞了奉军在光天化日之下所犯的罪行。

  直奉联军入城后就在汽车上散发传单,污蔑邵飘萍是“卢布党记者”。飘萍的堂弟邵泛萍上街时捡回来一张交给嫂子祝文秀,要她劝阿哥现在还是少写少讲为好。文秀把传单交给飘萍,他不屑一顾,随手把它扔进了字纸篓里。

  这时的北京,黑云压城。张宗昌以“反赤”为名,公开声称“谁敢说我张某坏话,就休想出报!休想活命!”张作霖已经暗中出赏格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捉拿邵飘萍。

  军阀搜捕日急,邵飘萍避居六国饭店,《京报》由夫人汤修慧维持,照常出版。奉军抓不到邵飘萍,便以造币厂厂长的职务和2万枚大洋为诱饵,收买了曾经与邵飘萍有过交往的《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夜壶张)。张翰举卖友求荣,对邵飘萍诡称:“向张学良疏通,张已见允。”邵飘萍将信将疑,沉思良久后打电话给夫人汤修慧,叫她在4月22日《京报》上刊出事先写好存放在馆的《飘萍启示》。《启示》中公布揭露军阀欲加迫害之词。

  4月24日,邵飘萍拟回报馆料理报务,事先在电话里与张翰举说明。张翰举满口以“人格”担保不会出事,叫他放心回馆。飘萍轻信了。当他从《京报》馆出来,车至魏染胡同南口时,被早已事先埋伏着的30余名侦缉队员围阻拘捕。

  25日,北京各界人士获悉邵飘萍被捕,立即组织营救。大家公推刘煌等13名代表,赴石老娘胡同,与军方、警方交涉,谈判3个小时毫无结果,代表们含泪而归。各界人士又以私人交谊,接连奔走各方营救,但也无丝毫结果。26日凌晨l时许,警厅未按法律程序公开审理,即秘密判其死刑。刑场上,邵飘萍神志从容。临刑时,他回过头去讥讽地向监刑官拱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昂首向着已露曙光的蓝天哈哈大笑。刽子手就在邵飘萍的笑声中枪杀了他,时年41岁。

  邵飘萍被杀害,进步报刊纷纷发噩耗。中共北京地委机关报《政治生活》发表署名文章悼念邵飘萍同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先后发表文章赞扬邵飘萍是“北方舆论界平常反对帝国主义及奉系军阀最激烈”者,号召“全国舆论界,应该为邵飘萍君之死而力争言论的自由,和人权的保障。”

  冯玉祥将军获悉邵飘萍被害,顿时失声痛哭。他赞“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后来,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称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中,于1949年4月21日在一份报告上亲笔批复,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并多次派人到《京报》馆舍慰问、关照邵飘萍的遗孀汤修慧。

  1984年6月,邵飘萍的遗骨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同年10月11日,首都新闻界、教育界集会,隆重纪念邵飘萍诞辰100周年,高度评价了邵飘萍革命的一生。1986年7月1日,邵飘萍的铜像在金华市婆州公园揭幕。稍后,《邵飘萍选集》(上、下册)和《邵飘萍传略》出版发行。(下)

来源:中工网——《工会信息》
编辑:赵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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