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真相的言论 使反动军阀看后切齿痛恨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立场，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实现革命的统一战线。邵飘萍根据党的指示，以《京报》社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

　　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25日，冯玉祥下令所属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先生“速驾”北上，主持大计、解决国事。国民军的兴起，邵飘萍给予全力支持，《京报》也紧密配合。

　　然而，北京政变的胜利果实，很快被段祺瑞、张作霖窃走，冯玉祥被迫下野，避居到京西的天台山。邵飘萍对奉系张作霖从来没有好感。当邵飘萍获悉郭松龄有倒戈反张的意向时，就抓紧做他的工作，促他早下决心。为了支持郭松龄与冯玉祥订立密约、联合倒张，邵飘萍又穿针引线，多次委派夫人祝文秀乔装前往京郊、天津等地密送情报。1925年11月，郭松龄在滦州通电反张后，邵飘萍迅速作出反应，说：“西北和东北国民军之合力打倒奉张一派素与国民福利不相容，为中国革新前途大障碍之横暴势力”，评价反张行动“虽不敢谓中国之政治面目即自是进于康衙大道，然至少可认服从民意，警醒军阀，使中国发生一种新机运之有益的行为”。他还在《日军阀之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以国家民族之立场直书张作霖的罪行。稍后，又在《京报》上刊出张学良的照片，上书“忠孝两难之张学良”，实际上是鼓励张学良大义灭亲，“父让子继”；还登出写着“红胡子军阀”张作霖、“东三省救主”郭松龄的照片，散发到前线宣传，以此动摇奉系军心，使郭松龄的部队兵不血刃而出关。

　　邵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原先只相信枪炮威力的张作霖立即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想拿钱堵住他的嘴。邵飘萍收到这笔款后大怒，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当即把30万元如数退回，并继续在《京报》上对张作霖进行揭露。张作霖为了免遭灭顶之灾，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牺牲民族利益，勾结日本进行军事干涉，终于杀害了郭松龄夫妇。为此，邵飘萍马上在《京报》上刊出《日本暗助奉张之战功》。文章指出：“此次郭军之败，乃日本助张政策之成功。日本亦何爱于奉张乎？简直言之，日本侵略东省之成功而已。”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郭松龄倒张失败的要害，是日本关东军的参战和张作霖接受白川司令的要挟条件。这种披露真相的言论，更加激起了北方反日反张的民众运动。张作霖一伙看到后切齿痛恨。

　　继续对反动军阀穷追猛打

　　192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号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满洲干涉中国内战！督促全国反奉军队速灭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的势力，并驱逐日本在满洲所有武力！！推倒亲日卖国的段棋瑞政府！！！”北京各界人民不断在天安门前举行“反日讨张（作霖）”、“反英讨吴（佩孚）”示威大会。

　　1926年3月1日，《京报》披露《国民讨张吴大会成立》的消息，并将大会形成讨张伐吴的7条决议见于报端。同月9日，《京报》发表《反英讨吴大会致国民军将领电》，以130万北京民众之意，称赞“国民军是反奉战争中最中坚、最接近民众的武力”，是“反帝国主义武力”，鼓励冯玉祥、鹿钟麟的国民军坚持爱国反帝斗争。3月12日，日本军舰及尾随而至的奉军兵舰，无视国民军的警告驶进了大沽口，并向炮台射击，打死打伤国民军12人。国民军被迫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港口。

　　震惊中外的大沽口事件发生后，邵飘萍在《京报》连续刊登民众集会、抗议、游行示威的消息，以及众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言、声明。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为助张作霖压迫民众早日接受“二十一条”中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的权益，竟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联合英、美、法、意、荷、西、比7国，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碟，限3月18日正午前答复他们的5条无理要求，否则将采取“所认为的必要手段”。

　　3月17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已经集结外国军舰20艘，帝国主义列强摆开了重演当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架势。下午2时，北京150多个社团，200余人，在北大三院第二教室召开联席会议，由李大钊、徐谦、李石曾等人组成主席团，决定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3月18日下午1时左右，爱国民众的游行队伍到执政府门前时，段棋瑞按帝国主义列强的旨意，凶残地枪杀反对八国最后通碟的学生和市民数百人。惨案发生时，邵飘萍在《京报》馆里。他闻讯后惊跳而起，立刻派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赶到惨案现场和有关医院调查采访。第二天，即3月19日，邵飘萍即在《京报》上刊出“三·一八”惨案之始末，率先记述了发生大屠杀的前因后果，将刽子手段棋瑞执政府媚外镇压爱国民众的凶残面目暴露于天下。同一天的《京报》上，还刊出住在内城官医院、疗养院、法国医院、德国医院、美国同仁医院、协和医院、中央医院及院外伤亡者70余人的姓名、单位、籍贯、职业、性别及负伤的部位和伤势轻重的详细情况，以铁的事实，向反动当局进行血的控诉。

　　事发当天，邵飘萍除安排采访、筹划版面外，还亲自去采访，深夜赶回报馆，奋笔疾书，写下了《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的讨段檄文，也安排在19日的报纸上。这篇讨段檄文和那些控诉段棋瑞的消息、照片在3月19日的《京报》上一刊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邵飘萍仍然义愤满腔，继续对反动军阀穷追猛打。从惨案发生起，他白天外出采访，夜间挥笔疾书，一连4天撰文4篇，斥责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将下令缉捕共产党人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段祺瑞、贾德耀置于被告席上。据《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的索引目录统计，《京报》在3月19日至3月底的12天内，刊登各种消息、评论、通电、文章120篇，《京报副刊》从439号至475号刊登文章103篇。

　　毛泽东称邵飘萍

　　“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三·一八”惨案后，邵飘萍被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京报》及附张小报——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鲁迅主编的《莽原》，也分别被列为“扑灭”、“迫死”的对象。邵飘萍自知处境险恶，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不顾身体的日益消瘦，仍日夜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顽强地抗争着。

　　3月23日下午，北京各社团、学校1万多人，在北京大学三院大操场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会。邵飘萍亲自前往采访。大会主席、国民党市党部代表陈毅首先发表演说，痛斥段棋瑞丧权辱国、祸国殃民、屠杀爱国民众的罪行。此时的邵飘萍也昂首登台，向听众陈述了惨案发生的原因及责任，警告段棋瑞必须偿还血债，并劝告与会的爱国诸君警惕军阀的残暴，切莫大意。

　　追悼大会之后，段祺瑞政府更加疯狂地迫害革命党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兵营里。许多人劝邵飘萍也暂避一下。邵飘萍认为《京报》这块阵地太重要，自己不能离开。他不顾个人的安危，仍然留在《京报》馆内，主持《京报》的编辑出版工作。从4月初到4月24日邵飘萍被捕前，《京报》刊登各类讨伐文章40余篇，斗争锋芒继续直指反动当局。

　　1926年4月初，张作霖、吴佩孚重新和好，又拉进阎锡山作“盟弟”，从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各派军阀都对邵飘萍恨之入骨。直奉联军占领天津时，张、吴便在军事会议上作出决定，攻进北京之后要立即捕拿邵飘萍，杀掉邵飘萍。冯玉祥心系邵飘萍的安危，在4月15日部队退居南口之前，曾3次派鹿钟麟劝说邵飘萍暂时放弃《京报》，随军撤离北京城。邵飘萍的心里很明白，只要国民军一离开京都，死神就会降临。但他仍然更多地考虑《京报》这块中国共产党的舆论阵地，论职责论义务都不容轻易放弃，所以谢绝了鹿钟麟的劝说。

　　国民军撤离北京，首先入城的张作霖的直鲁联军，奸淫抢劫，无所不为，市民不寒而栗。邵飘萍耳闻目睹奉军的兽行，不顾屠刀已经挨到脖子，仍然写了一篇欢送前几日出京的国民军的文章，用赞扬国民军纪律严明，对人民财物秋毫无犯，来抨击入城部队的军纪败坏，有力地鞭挞了奉军在光天化日之下所犯的罪行。

　　直奉联军入城后就在汽车上散发传单，污蔑邵飘萍是“卢布党记者”。飘萍的堂弟邵泛萍上街时捡回来一张交给嫂子祝文秀，要她劝阿哥现在还是少写少讲为好。文秀把传单交给飘萍，他不屑一顾，随手把它扔进了字纸篓里。

　　这时的北京，黑云压城。张宗昌以“反赤”为名，公开声称“谁敢说我张某坏话，就休想出报！休想活命！”张作霖已经暗中出赏格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捉拿邵飘萍。

　　军阀搜捕日急，邵飘萍避居六国饭店，《京报》由夫人汤修慧维持，照常出版。奉军抓不到邵飘萍，便以造币厂厂长的职务和2万枚大洋为诱饵，收买了曾经与邵飘萍有过交往的《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夜壶张）。张翰举卖友求荣，对邵飘萍诡称：“向张学良疏通，张已见允。”邵飘萍将信将疑，沉思良久后打电话给夫人汤修慧，叫她在4月22日《京报》上刊出事先写好存放在馆的《飘萍启示》。《启示》中公布揭露军阀欲加迫害之词。

　　4月24日，邵飘萍拟回报馆料理报务，事先在电话里与张翰举说明。张翰举满口以“人格”担保不会出事，叫他放心回馆。飘萍轻信了。当他从《京报》馆出来，车至魏染胡同南口时，被早已事先埋伏着的30余名侦缉队员围阻拘捕。

　　25日，北京各界人士获悉邵飘萍被捕，立即组织营救。大家公推刘煌等13名代表，赴石老娘胡同，与军方、警方交涉，谈判3个小时毫无结果，代表们含泪而归。各界人士又以私人交谊，接连奔走各方营救，但也无丝毫结果。26日凌晨l时许，警厅未按法律程序公开审理，即秘密判其死刑。刑场上，邵飘萍神志从容。临刑时，他回过头去讥讽地向监刑官拱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昂首向着已露曙光的蓝天哈哈大笑。刽子手就在邵飘萍的笑声中枪杀了他，时年41岁。

　　邵飘萍被杀害，进步报刊纷纷发噩耗。中共北京地委机关报《政治生活》发表署名文章悼念邵飘萍同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先后发表文章赞扬邵飘萍是“北方舆论界平常反对帝国主义及奉系军阀最激烈”者，号召“全国舆论界，应该为邵飘萍君之死而力争言论的自由，和人权的保障。”

　　冯玉祥将军获悉邵飘萍被害，顿时失声痛哭。他赞“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后来，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称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中，于1949年4月21日在一份报告上亲笔批复，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并多次派人到《京报》馆舍慰问、关照邵飘萍的遗孀汤修慧。

　　1984年6月，邵飘萍的遗骨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同年10月11日，首都新闻界、教育界集会，隆重纪念邵飘萍诞辰100周年，高度评价了邵飘萍革命的一生。1986年7月1日，邵飘萍的铜像在金华市婆州公园揭幕。稍后，《邵飘萍选集》（上、下册）和《邵飘萍传略》出版发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