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军岐做入户调研。

　　信息科大教授关注扶贫35年　　

　　2017年10月25日，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的第二天。随着下课铃声的响起，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侯军岐来不及多喝一口水，急忙收拾东西赶往机场。这是他走到全国贫困县进行十九大精神宣讲与调研易地搬迁问题的最后一站，在过去的2个月中，这样的行程周周反复。

　　数说

　　8周、5省、200余户

　　又是颠沛流离的一天——早上4点多，天还黑黢黢，侯军岐和他所带的2名研究生便搭上飞往西昌市的第一趟航班，开始他们只有一周但任务繁重的易地搬迁调研工作。这一次，他们将把易地搬迁的“实锤”落在四川省凉山自治州金阳县、布拖县的贫困户住房上，这恐怕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但是对于侯军岐来说，在过去的这一个月中早已司空见惯。

　　飞机落地那一刻，侯军岐和他的团队便马不停蹄地到凉山州政府召开会谈，调研州政府工作情况、问落实、问对策。不怕信息量大，因为在接下来去往金阳县的路上，有7、8个小时的车程足够他们消化、回味。直到晚上9点，虫鸣四起，他们的车才刚刚停稳，到达目的地。正巧赶上当地停电，侯军岐和学生来不及洗漱只得匆匆睡下。

　　正式开始入户调研从第二天清晨起。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彝族自治县，幽静闭塞。也正如它的地理位置一样，大山深处的人似乎只能望见头顶上四方的天。侯军岐告诉北京晨报记者，在这座小山城中，最规矩、最现代化的建筑就是村头的公用厕所。而每家每户的住房还是传统的木屋，别提安全，即使遮风挡雨也力所不能及。但真正致穷的，并不是客观条件的恶劣，而是人们主观思想的落后，这也是易地搬迁遇到的最大难题。“在金阳县的一家四口，一个残疾妈妈带着3个孩子，靠吃低保生活，每月160元，这还算是最高的。”但是对于走出去，他们是退缩的、消极的。侯军岐说，他们害怕走出去，不仅是对现有生活的安于现状，更是对城市生活的未知和惶恐。

　　根据国家异地搬迁补偿标准，每人搬迁成本为6万元，每人可获得25平米的城市住房，并配备基本生活家具，每户仅需自掏1万元。但即便如此，这些家庭的脱贫欲望依旧很低。“对于扶贫，易地搬迁是手段，产业发展是根本，内生动力是关键。”侯军岐说，易地扶贫搬迁要从未来外部环境、产业发展变化规律的高度，从选址开始就要考虑搬迁贫困户的就业问题。同时，要解决搬迁户融入社会和社区的问题。这是他经过8周深入走访陕西、四川、广西、云南、贵州5省区10个区县、30个村、200多户住家得出的结论，也是他数十年扎根扶贫的积淀。

　　情怀

　　35年扎根贫困县

　　对扶贫问题的关注，其实可以追溯到1983年7月。那时的侯军岐还是一名大二的学生，可能正是因为自己是一名生在黄土地、长在黄土地的“农民儿子”，侯军岐对扶贫有着自己的情结和抱负。此次受国务院委托，进一步调研全国异地扶贫搬迁问题，或许也是对这种情结的呼应。

　　“我还记得大二的时候我们全班去全国最贫困的甘肃省定西地区定西县团结公社高泉大队调研，那时候真的可以说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我们这帮学生2个月几乎不洗不涮。”侯军岐说，甘肃省严重缺水，靠天吃不了饭是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也就在这一次，侯军岐下定决心要为扶贫贡献自己的一己之力。

　　时至今日，当年他们去过的定西地区脱贫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但在十九大工作报告中又提出到2020年，全国贫困县要“全部摘帽”，实现脱真贫、真脱贫。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但侯军岐却信心坚定。“如今，我国的扶贫事业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最重视的。”作为一名学者，他将履行自己的使命，为解决社会矛盾与关切奋斗终生。（北京晨报记者 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