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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孝阳:碎片化时代,写作者力量更强大

2018-01-04 10:33:06

  “70后”作家黄孝阳的人生经历相当复杂,他生长小县城,没上过大学,做过保健品公司的推销员,县城的小店老板,北漂的文学编辑,专栏撰稿人……后来成长为纯文学作家,出版了《人间世》《遗失在光阴之外》《网人》《时代三部曲》《阿槑冒险记》等多部长篇小说,另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万余字。莫言评价他的长篇小说《人间世》,称其“犹如万花筒般丰富多彩的江南才子书”。不久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作《众生:迷宫》,评论家认为,他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能带出一种新的小说形制或文学形态。他对纯文学的思考,也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提供了一种出路。

  从县城小老板到图书编辑

  体验式写作让我沉默寡言

  我生在江西省乐安县,1992年,18岁时我从学校出来,被分配到一家国企做业务员。当时正赶上下海潮,我停薪留职去闯荡世界,做过保健品公司,又到一家化妆品公司当片区经理,后来做起小生意,在县城开了八家店铺,卖书、影碟、化妆品。那时生意做得还可以,走在街上人人都叫我黄老板。我20岁出头,天天晚上喝酒打牌,快活逍遥。

  2000年夏日的一天晚上,我出门纳凉,躺在县城广场的青石台阶上看星星,我突然觉得人不能这么过,太无趣、太乏味。于是我把店面都关了开始写作。当时网络刚刚兴起,我每天坐在电脑前码字,扔到文学论坛里,坚持写了大半年。这种疯魔状态令家人感到担忧,我父亲说,你写这些什么意思,能当饭吃吗?

  就这样过了一年,我在“故乡”论坛上结识的写作者郭发财,把呆在小县城的我介绍给了民营图书公司“修正文库”的老板韩勃。我卖掉除书店外的所有店面,去了北京,成为修正文库的文学编辑,白天编稿,晚上写作,住在苹果园海特花园一所普通民居的地下室。

  2003年,一个江苏姑娘在读到我的作品后到北京找我,我们开始交往,后来她成了我妻子。她过不惯北漂日子,在北京呆了两年,我们回了她的老家江苏南通,我到南通文联当临时工,同时专心写作。在南通,我干起了自由撰稿人,关起门来写了三年东西。为了生活,我承接了各种专栏,各种书评,主要精力则是写小说。当时如果有微信,有公众号的盈利模式,我估计自己会往这方面琢磨,去想怎样经营出来百万“粉丝”。

  在老家开店那会儿,我是一个极富亲和力的推销家,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让不想买东西的人掏空所有口袋。但是这段时间,我从一个昔日滔滔不绝的言说者变得沉默寡言,一种近乎绝对的沉默,一天与人说过的话不超过10句。

  2004年我去过一次南京,看到玄武湖与明城墙后,决定留在这个城市。机会终于在2007年出现,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图书编辑招聘广告,工作地点在南京。招聘广告上的报考者必须是研究生学历,我没有。试投简历后,社长黄小初给我打了四五十分钟的电话。接下来是笔试、面试,又派我跑去上海约了一部稿子,我终于得偿所愿进入江苏文艺出版社,干起了自己痴迷的行当。

  回想很多年以前,我趴在北京的地下室写《时代三部曲》,为了感受饥饿,真的三天不吃饭,饿得肠子打结,眼前尽是幻觉;写《网人》,在乡村行走半月,被狗追,滚落土坡,差点脑震荡;写《遗失在光阴之外》,闭门不出三个月,写得人失语,把汤勺送到鼻子上,妻子送了我四个字──行尸走肉;写《人间世》,为了写某个特定时期的细节,搜集了2000多万字的资料,句子翻来覆去地改,改得人想吐了……

  然而,写得辛苦,不等于活儿就好,更不等于能赚钱。这是反熵,不符合人趋利避害之本能。或许对我个人来讲,文学是我保持热情与爱的方式?

  少年时为看书爬进封闭的图书馆

  读金庸是“70后”的普遍记忆

  工作之外我基本是个宅男,业余爱好除了阅读就是看碟。这几年,我每天花在阅读与写作上起码有12个小时。这两件事干多了,就会槑──整日挂着黑眼圈,脑子跟落满灰尘的图书馆差不多。

  我的阅读源自童年。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一个人蹲在父亲的书橱前,当然里面的书实在少得可怜,无非是几本农业栽植手册。但是因为童年的玩具太少了,而且我幼时的朋友也不多,小书橱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

  长大些以后,为了看书,我爬墙进到封闭的县城图书馆,在满是蛛网和霉味的屋里一看就是一整天。有一次我偷了母亲两毛钱买了《西游记》连环画(严格意义上说那并不是书),那是我唯一一次“作贼”。读金庸,几乎是“70后”的普遍记忆。我从同学那里借来《鹿鼎记》,第二天一早必须归还。我跑到外面的厕所,借昏黄的灯光彻夜不眠,等合上最后一页揉揉眼睛,才恍然发现已经天光大亮。彻夜未归的我挨了父亲一顿胖揍,但我心里觉得值了。

  要说哪些书对我的人生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我觉得,并不是这一本书,也不是那一本书,而是我所有触摸过的、用心阅读过的、走马观花浏览过的图书的总和。它们隐秘地滋养着我,使我慢慢成为现在这个模样。

  我已经忘掉了后来从事文学写作与早年的阅读经历有着怎样的关联。我的处女作,我自以为的那篇,是小学三年级时,我写在黑板上的打油诗。

  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发现自我的途径。书是重要的,是通往彼岸的筏,但不能受其囿限,它不是唯一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一个阅读上的饕餮。现在因为工作原因,书读得更多,也更杂了。好像正经书要正襟危坐,才得读得细,读得懂;而闲书就必须把身体弄成乱七八糟的样子,才会觉得有趣。

  我的阅读从文学到历史,到经济到科技,有的书一目十行,有的书十目一行。在阅读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世界似乎是由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四座岛屿构成的。文学是文化之岛的一部分。

  这不再是一个信息匮乏的时代,而是一个如何让自己免于信息过载的时代。碎片化的阅读有很多好处,比如眼界。但最大的问题是容易使自己丧失对是非的判断,往往高估自己。

  小说只有摆脱说书人的脸庞

  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艺术

  有个朋友跟我说:“《白鹿原》算不算严肃文学?好,你说是。那我告诉你,这些作品在当下之所以能够销售,是因为它们经典的地位。读者购买的是‘经典’这两个字,而非购买其文学价值。我还告诉你,50年后,仍会有人看金庸和阿加莎·克里斯蒂,而你所谓的严肃文学作品恐怕早已化为尘土。”这话我也不好反驳,只好不再谈文学。

  我一直在想,严肃文学究竟有什么理由存在,它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庞──为什么在这个通过互联网联结起来的、熵增的、鼓励过度消费的信息社会,还会有人为它执迷不悟?

  因为工作原因,我与许多作家有过交谈,他们的思想深度,思维的模式,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占用,对信息社会的理解,确实存在问题。他们少有阅读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艺术的内容。相当一部分作家甚至不阅读,并以此为骄傲。

  再阅读一些已经进入文学殿堂的名家访谈,其最初的写作动机很功利、很世俗,就是希望能依靠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什么通往名利的路会抵达文学的神圣之国?又是什么原因让严肃文学在当下与名利越行越远,经常得不到发表与出版的机会,得不到更多的阅读?我越来越觉得,能称之为作家的人,凤毛麟角。真正的作家,是要能把此处与彼岸联系起来的那一小撮有特殊才情的人。

  我不喜欢“纯文学”的概念。世界这样乱,“装纯”给谁看?但,世界再怎么乱,作为书写者,也应该有严肃的态度。严肃,才可能产生真正的思考与写作。有哪个哲学家、文学家是嬉皮笑脸招摇过市?所谓幽默,常常是“含泪的笑”。

  而在当下这个蜂巢结构的信息社会里,原先的工作只是八小时,写作因为社交工具的普及,工作变成了随时随地。碎片化的时间,碎片化的空间,写小说正是把这些碎片重新作为材料搭建起宫殿与城堡。

  我曾在微博写过一段话:小说要摆脱陈词滥调,这是我们今天仍然还要写小说的理由。小说首先是从语言开始,而非故事。其次是结构。换句话说,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叙事只是完成语言与结构的过程。当小说家这样做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故事性会呈现出别样的肌理,就像一副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塔罗牌在掌下缓缓摊开。

  小说与故事是有很大区别的。小说呈现细节,细节是缓慢的,是静止的,小说里的细节必定来自人们所熟悉的现实生活。而故事追逐情节,情节是流动的,是时间的结果,是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悬念。故事对细节没耐心,基本就是事件与偶然性的堆积。现在言说故事的权力已转移至电视新闻、报刊网络,小说只有摆脱说书人的脸庞,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艺术中的一种,才能向死而生。

来源:天津日报
编辑:尹文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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