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曾经的建设者，从维熙为基地题了四个大字：一担石沟。

　　从维熙清楚地记得那一天，1958年9月17日，他与王蒙、李滨声等作家、画家、编辑、记者们“把行李装运到卡车上，向西——再向西——沿着环山的石子儿公路，扎进了大山环抱的潭柘寺”。“北京日报社西山基地”项目1957年获批，1959年冬正式开工，坐落于门头沟区潭柘寺镇赵家台村和草甸水村之间的山谷中，总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

　　近60年后，“北京日报社西山基地”复建落成，作为曾经的建设者，从维熙受邀去参观复建好的基地，还为基地题了四个毛笔大字：一担石沟。他还记得那个凛冬他们是如何挑着石头上山，所以更加好奇如今基地的新样貌。已85岁高龄的他在接受晚报记者采访时，特地拿了一张白纸，纸上写着许多人的名字——这是他能够记起来的，当时一起在那里建设的伙伴的名字。“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多少年了啊，我中间没有再去过，现在肯定和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从维熙对记者感叹。

　　从维熙曾在书中对这里的环境有着这样的描写：这儿离北京虽然只有百十里路，由于山峦重叠，进了一山又一山，两山形成漫长峡谷，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占领北京之后，他们的足迹也没有到过这大山沟沟。我们在大山中穿行了很久，在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卡车抛锚——我们又到了一个驿站。别看这儿荒漠寂寥，梯田边上却支着几片棉布帐篷。疙疙瘩瘩的山路两旁，还堆放着砖瓦沙石以及雕梁画柱等杂物。

　　他记得当年山石上张贴着这样醒目的标语：“一天等于二十年！”“不超英美心不甘！”那年冬天尤其寒冷，深山里条件也异常艰苦，甚至可以说是恶劣。不仅白天干活儿，挑灯夜战也是家常便饭。“我最初分配在基建组，夜战干的活儿，是和梁湘汉从沟底拾捡河卵石，并用抬筐抬上山腰，堆放在盖房的地段，以备第二天天亮后，用这些卵石充填沟槽。这种劳动的艰苦性，不必多加描述。因为空手登山还要气喘吁吁，抬上几百斤一筐的卵石，一趟石头满身汗，实在无半点夸张之处。半夜收工穿着汗淋淋的衣裤，钻进冰冷的被窝，一合眼就到天亮。”

　　所幸，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还有同事、好友们一起，在休息的时候，他们写诗并朗诵。从维熙的床铺与王蒙挨着，两人每每在夜深人静时就着酒聊几句：他钻进冰冷的被窝时，常常拿出二两装的扁酒瓶，递到我的手里，悄声地说：“喂！来一口驱驱寒吧！”我有时客气地推辞，有时却也毫不客气地接过酒瓶，对着瓶子嘴，咕咚两口。他似乎也顾不得卫生不卫生了，用手抹两下瓶子嘴，一口气把扁瓶的酒喝光。

　　时间长了，他们还有了自己的歌曲，边干活儿边唱，这是张永经（后任北京广播局局长）编的《一担石沟之歌》：一担石沟石头多，石头满沟满山坡。激流拍石泉水好，石径入云起战歌。从维熙回忆，当时马上有人把它谱上曲子，于是这首歌常常在开会之前，或在和干部联欢时，高唱起来。

　　每个周末大家回家两天，他的家就在北京城里，如今一个小时的车程，那时要走一整天。周末天还没亮他就起程，顺着山路走，走三个小时才能看到土马路的公交车站。一路倒公交车辗转后到了家时，已经夕阳西下。

　　从维熙记得，新年刚过——天冷得滴水成冰，连那不封冻的山间泉水，周围也结了一层光洁的冰。“这时，我们组织了挑水上山浇灌果树的劳动竞赛。山路弯弯，扁担颤颤，每个人都怕名落孙山，因而个个奋勇争先。有的为了提高效率，在归途上不走小路，而是跳崖夺路而下。当天，刮着五六级的西北风，我扒得身上只剩下汗背心和单薄秋裤，热汗仍然从毛孔中涌出。”那时喝水要去山下河里挑：“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时常‘跳崖’，因为山路弯弯曲曲很麻烦，有那种矮一些的山坡就直接跳下去，尤其是挑水的时候，下山挑着空桶就往下跳。”

　　从维熙至今出版了79本书，当时只有25岁的他已经出版了三本文学作品。“这辈子经历了很多一般知识分子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能留下这么多（文字），心里也有安慰，也算对得起我自己了。”从维熙说。

　　当从维熙躺在阴冷潮湿的帐篷中时，产生了诗的情感。多年后的秋天，从维熙在家中拿了纸笔，再次写了一遍这首诗，有些抖，但仍一笔一画刚劲有力。根据记忆，诗是这样写的：

　　狂风似虎啸

　　落叶满山飘

　　巨石冻裂嘴

　　老树吹弯腰

　　三九隆冬恨天热

　　赤臂裸胸把水挑

　　汗泉浇开冰霜道

　　一路歌声一路笑

　　这首诗当年被穿插在“诗歌联唱”中，在晚会上进行了朗诵。如今从老写罢，再次朗声读了起来：前面四句是他们曾经面对的恶劣艰难的环境，而最后一句，他念着“一路歌声一路笑”，忆当年苦中作乐，满是坦然与豪迈。本报记者 陈梦溪J226 　本报记者 王海欣 摄 J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