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和奠基人，战争年代，他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和平时期，他历经磨难，胆识超群，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特别是为国防科技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一生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其高风亮节，堪称楷模。

　　在我国国防科技战线的领导者中，张爱萍是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张爱萍晚年曾自评：“我这一生是两个30年。从1925年参加革命到1956年，主要是从事作战和军事工作；1956年，从主持制定第一份国防科技发展规划起，到1987年退休，基本都是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个领域里。”三言两语述尽一生，却饱含着多少腥风血雨、戎马倥偬……

　　一

　　临危受命

　　两次出山

　　迫于国家安全对战略核武器的急需，张爱萍每次出山，都带有临危受命的性质。

　　第一次出山是上世纪60年代初。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成立研制原子弹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张爱萍的名字赫然其中。

　　1964年10月16日15时，作为前线总指挥，张爱萍目睹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核盾牌！然而当张爱萍10月27日向军委汇报后，准备返回发射场时，在座的军委领导却冷冷地说：“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问题吧！”随之而来的是五年监禁与折磨。

　　张爱萍第二次出山时，历史的表盘已指向1975年，由于“文革”的冲击，当时国防科技工业已经混乱不堪。仅仅7个月后，张爱萍被再次打倒，即便如此，他仍在最后一刻，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发射成功。

　　1977年3月，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才三天，即决定让张爱萍再回国防科委主持工作。叶与张的谈话继续了1975年的话题，重点仍旧是洲际导弹问题。

　　这次谈话后，张爱萍第二次复出。叶帅评价说：“爱萍这个人是冲了点，但做起工作来大刀阔斧，是个在困难情况下善于开创局面的人。党在目前尤其需要这样的干部。”

　　张爱萍对此的回应是：“什么大刀阔斧，我只算是老马识途罢了。”

　　“大刀阔斧”也好，“老马识途”也罢，都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叶帅执意请张爱萍出山的原因，最重要的仍然是当时一触即发的国际形势的压力。叶帅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他对战略核武器，尤其是洲际导弹在两军对抗，在扭转我被动战略态势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坚持让张爱萍再次出山，尽快拿出制敌命脉的洲际核导弹。

　　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实了叶剑英的判断与决策：1980年5月，我国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

　　二

　　潜心笃志

　　不恋权位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并主持军委工作。不久他约张爱萍谈话，有意让他出任军委秘书长，协助自己做具体工作。当时张爱萍的身份是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面对更高的职位，张爱萍却毫不犹豫地推辞了，他向邓小平推荐了罗瑞卿。

　　张爱萍对邓小平说：“军队，说到底，最根本还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问题，这非一朝一夕之功。从目前高级干部的现状看，搞军事行政工作的不乏其人，但搞武器装备、抓国防科技的要少得多。我从1956年起就开始协助聂帅抓这一摊，我认为，在这方面做你的助手要更合适些。我今年67岁了，再干3年吧，争取把我军装备搞出个样子来，交给你！”

　　当时，张爱萍刚刚确定了国防科委的“三抓”计划，即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他向党中央、中央军委立了军令状，保证在80年代前半期拿出来。对于年事已高的张爱萍来说，决心圆满完成“两弹一星”这一历史使命，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搏。 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南太平洋成功发射了洲际导弹。70岁的张爱萍挥毫写下：“今日雕弓满月，敢平寇蹄狼烟。”洲际导弹在南太平洋上的溅落，让世界为之震惊。

　　洲际导弹成功后，张爱萍认为可以退休了，他向邓小平和中央军委写了退休报告。然而等到的却是新的任命书。1987年，张爱萍再次请求退休的报告终于得到了批准。几天后，他让人把军委的办公室腾了出来。他的长子张翔回忆说，父亲最看不上的就是那些留恋个人权位的人。“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就是张爱萍的人生态度。

　　三

　　敢作敢当

　　威武不屈

　　作为职业军人与坚定的革命者，张爱萍是一位极富理想、敢做敢当的热血男儿，从青年时代开始，即被视为“共产党里的另类”。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军队中有几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这些评价，立体地呈现出张爱萍的品质与性情，这在我国高层政治生活中是异乎寻常的，更是难能可贵的。

　　1959年8月，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轮到张爱萍发言，他只说了些诸如彭德怀有时骂人、训人之类的话，只字不涉及什么“反党”之类的政治话题。庐山会议结束后，一些与彭德怀同机来庐山赴会的大员们都像回避瘟疫一样，以种种借口不愿登上彭德怀返京的那架飞机，只有张爱萍毫无顾忌，坦荡从容地陪着彭德怀乘机回京。在飞机上，他一如往常地跟彭德怀寒暄。事后张爱萍坦然回答：“彭德怀仍是我们的同志呀，八中全会的决议不也是称他为同志吗！”

　　几十年来，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张爱萍的态度也是很鲜明的，他坦言：“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 张爱萍说他平生有“四不畏”：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言，不畏权势。张爱萍在“文革”中堪称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在批斗会上，他愤然举起板凳自卫。他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被诬为“特务”身陷囹圄后，坚决不低头，不检讨，更不揭发别人，坚守做人的气节。有人从监牢中夹带出的纸片上看到这样的字迹──“咬紧牙关，战胜屈辱”“站着死，不跪着生！”由于下笔用力极重，纸片被戳得满是窟窿。

　　四

　　不畏权势

　　大将风度

　　1975年3月，经过叶剑英的反复动员，张爱萍重披战袍，回到科委系统，重点整顿230厂。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七机部的造反派首领舒某某揭发张爱萍的告状信递到了毛泽东案头。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这样的大事，总政是“酌处”不了的。于是，华国锋出面主持，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召见张爱萍，传达主席批示，观察其态度。会上，李先念问：“看完了？怎么样？”张爱萍：“不怎么样！”李先念：“什么？连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怎么样吗？”张爱萍：“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

　　场面沉默。纪登奎发问：“我问你，‘今不如昔’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张爱萍：“是右派说的。”纪登奎又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爱萍：“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纪登奎：“那你到底说了没有？”张爱萍：“还用我说吗？七机部的问题你不清楚？”又是沉默，又是问话，又是毫无顾忌地回击，张爱萍毫无惧色。这时陈锡联用腿碰碰张爱萍，悄声说：“你承认了算了。”张爱萍大声问：“你们要我承认什么？”陈锡联：“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啊！”张爱萍大吼：“那是你！”华国锋觉得再这样会议开不下去了，宣布：“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张爱萍回忆：“后来有人告诉我，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为我开脱过的……陈锡联是希望我快些过关，他是好心。华国锋同志是个很厚道的人……”

　　1975年12月3日，邓小平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向毛泽东表示，张爱萍到七机部“是我派去的”。邓小平觉得，这是他为张爱萍承揽责任的最后机会了。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对爱萍还是要帮嘛！”

　　1976年，张爱萍再次受到冲击，但他拒绝做任何检讨。1月18日，国防科委和七机部7000多人联合召开批判张爱萍的大会。全场鸦雀无声，都想听听他怎么“检讨”。哪知张爱萍只对着稿子念道：“去年3月我重新工作以来，讲了一些话，也做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将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心平气和，不卑不亢，读罢扭头就走，拐杖戳地笃笃作响。全场惊愕。有亲历者后来说：“张爱萍讲错误为假如，责任是个人，作检讨仍不失大将风度，高士品格！”

　　粉碎“四人帮”之初，国防科委仍在“批邓联张”，声言“邓小平、张爱萍的案不能翻”。陈锡联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极力为张爱萍说好话：“张爱萍同志不过说了句‘今不如昔’嘛，别人也讲过，张爱萍同志讲的话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会后，有人把话传给了张爱萍，没想到张爱萍说道：“怎么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文化大革命就是今不如昔嘛。”张爱萍当然领会陈锡联的好意，但他就是“不识时务”，不认这个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