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你听课听懂了也不行，习题作对了也不行，要把它学通了。课上讲到动力学，就要自己课下把动力学的问题都搞清楚，不局限于一本书。要把相关的知识都掌握了，融会贯通，这样考试就没问题。”他得出结论后，就开始自学，捧着中外各种物理教材，林林总总十几本书，去图书馆或茶馆，一坐一天，一本本啃下来，总算把自己的学号排到了榜单最前面的位置。

　　但学分制在南昌大学刚一推行，潘际銮就碰到了拦路的石头。

　　没法子自然淘汰，他想要开除一部分学生，没想到学生情绪激烈，最后闹到要辅导员班主任到学生家去“做工作”。学生家长也反对他，写信到教育部，要求让他“赶紧滚蛋”。

　　“学生不用功，学得实在不行了，考试的时候也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怎么办？”潘际銮找到了时任江西省委书记，说了自己的为难。

　　“不要紧，你想开除就开除。我给他安排工作。”时任领导让他放心。

　　潘际銮觉得心里定了，第一个学年下来，他开除了40多人，这是南昌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

　　怎么当教授

　　尽管考试严格，西南联大的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却得到了潘际銮“也很宽松”的评价。

　　按照学分制的规定，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不能补考，却可以重修，学分修满了就能毕业。由于学制是弹性的，一直修了5年、6年才毕业的学生也不在少数。有些学生，一个专业读了一两年，觉得读不下去了，可以重修其他专业的学分，只要成绩够了，经过系主任批准就可以转系。还有的学生，读着读着家里没钱了，直接休学一年半载，回来接茬往下读。

　　潘际銮开始在南昌大学推行学分制，但弹性学制却无法效仿了，因为，“四年必须毕业”。

　　他让学生一个学期进行一次考核。考得好的，自费生可以成为公费生，考得不好的，把公费生变成自费生，不再以入学时的成绩为唯一的标准。

　　潘际銮观察，学生的学风“马上就变了”，考试也不怎么作弊了，也开始念书了。“不念书不行，要开除的。”

　　只是，这个制度同样让家长，尤其是公费生的家长“非常反对”。原本是公费的学生，自费之后，每年需要交四五千元的学费。家长不干了，又一轮给教育部写信。

　　作为中国焊接第一人，潘际銮2002年离开南昌大学后，重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来。关于西南联大，关于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更多成了他被采访时的一段段感喟。

　　在潘际銮眼中，当下一些大学的校风，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属于学生，更属于老师。

　　历史学者胡邦定是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的，离校70多年后，依然对当年那些老师的教风念念不忘。当初校园里有风范的大师，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群体”。

　　他在文章中回忆，到抗日战争后期，老师的生活比学生更苦。闻一多穿着的灰布长袍是别人给的，朱自清披着一件“赶马人的披肩以御寒”。他亲眼见过吴晗提着一个菜篮子在市场里转悠，“找最便宜的菜买”。战争期间，物价不断上涨，多数老师都是拖家带口的，日子十分艰难。

　　就在这样艰难的8年里，华罗庚完成了《堆垒素数论》，冯友兰做了“贞元六书”，金霖写出了《知识论》《论道》。物理学者吴大猷，干脆把北大的大型摄谱仪零件都搬来了云南，在一个破庙里把仪器装好，领着团队继续做研究，写出了《多元子质结构及其光谱》，那是一本“世界物理方面的高水平著作”。

　　潘际銮也想用西南联大的教育教学理念，解决当下高校的教风问题，但他发现，行不通。

　　“有人问，能不能现在把清华、北大、南开的最优秀的教师，再合并到一个学校里去教书。但西南联大是不可能复制的，时代背景不一样，人的思想不一样，政策不一样。”他说。

　　他眼看着有的老师“就想着赚钱”，不热心搞研究工作，忙着在外面讲课，“200元一小时”，一个星期10堂课讲下来，就是2000元，比工资还划算。

　　还有一些老师，比起学术，更热衷于搞活动。

　　“教授本来该是做学问的。”潘际銮叹息。

　　不止一个人问过潘际銮，西南联大的教育成就为什么无法复制。这位不合时宜的老派院士，也时常思考这个问题。

　　“也许需要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改变，才能改变教育制度。”他说。（张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