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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翻译体”回归中国诗歌传统

　　到自己的文化中去汲取养分

　　七年前，美国当代著名诗人施耐德和温伯格在一次公开对谈中毫不留情地质疑中国诗人：“中国当代诗歌首先要重新解读自己原本的古典诗歌。中国诗人都不爱读古诗，忘记了自己的根。”

　　这也正是30多年来盘桓于谢颐城内心深处不可疗愈的“隐疾”。“不得不说，我们所接触到的西方现代派诗歌，真正经典的译作只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则是由汉语写作中的三流写手转译而来的。”有人说，翻译中所失去的，就是诗。西方现代派诗歌与今天我们的现代诗歌之间，实际隔着文化与文字的双重隔膜。这也是谢颐城师法古人之文化传承的重要原因。他时常提及希腊诗人埃里蒂斯，“他最大的成就是将希腊文化与现代诗歌熔为一炉。诗歌的创作理应与作者的民族文化学养紧密相连。而我们呢？我们拥有什么？”

　　在上个月青岛举办的首届诗歌节上，谢颐城再度提出了这一诗坛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的新诗只有百年历史，它是白话诗，舶来品，没有什么可自豪的；我们以自己的诗歌传统为自豪吗？李白、杜甫实与你我无关，现在我们读李白的诗，都要有注解才读得懂。诗歌的传统已然中断。所以，有人说这是中国诗歌最好的阶段，堪与盛唐媲美，如此狂妄我是不认同的。我们唯有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养分……”

　　诗歌课的首讲，谢颐城解析了一首曾给予他诗之顿悟的诗歌，这首英国诗人霍斯曼的诗作《月亮偏西了》，甚至都不能算作一首现代派的诗，却永远是谢颐城诗歌课的序言，它契合了他对于诗之审美标准的取向：“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富含情感的层次，拥有意在言外的含蓄之美。直到今天都无法令我超越。”而与36年前第一次开讲现代诗歌课不同的是，谢颐城将唐诗也纳入了现代诗的课程，并互为映照。其中一首李峤的《中秋月》：“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恰与《月亮偏西了》中诗人抒发思念之情的方式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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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正襟危坐”回归“诗意栖居”

　　学口语诗将诗意信手拈来

　　大约三个月前，谢颐城学会使用微信，并推出了自己的公众号“现代诗作坊”。准时“每日一更”的频率恐怕会令年轻的自媒体人都汗颜景仰。而与此同时，他的古文字研究工作也并没有终止，青岛文史学者李明曾形容这位65岁老人家的电脑：“塞满了稀奇古怪的东西，天文地理，经史子集，真草隶篆，无所不包。稍不留神，电脑就土崩瓦解，几块大容量的硬盘，眼睁睁看着变成活化石。”如今他已经把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统统塞进了智能手机，《全唐诗》、《全宋词》、百科全书的目录索引……随身携带，遇到同道便会主动传授经验，俨然一位科技应用达人。

　　他的诗，似乎也在不经意间发生了嬗变：他更加注重在遣词用句中彰显汉语言文字的特点；他也开始接受看上去并不那么精炼和经得起琢磨的口语诗。他提到了今年来青岛参加诗歌节的周瑟瑟，在认真品读了后者即兴创作的十四首关于青岛的组诗之后，擅于解诗的谢颐城终于不得不承认，口语诗也有其可取与可借鉴之处。“他们有点像禅宗，挑水砍柴都是修行。没有把坐禅当作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日常一切皆修行。”

　　“我们却好像把写诗当作某种仪式，必须正襟危坐，写不出伟大的作品就不动笔，结果反倒把自己逼入了死角。而他们却把诗歌当作了生活的一部分，信手拈来，有诗意便直抒胸臆。”于是，谢颐城突然间开始了新的创作，“整整一个月，每天都有几首，有一次一天就写了六首。这么一来，创作中的迷失就这么打破了，诗歌变得自由了，朋友约我吃顿饺子，我也要写首诗来和……”

　　不久前，他写下《我不可阻挡》:“你希望看到今夜的爆发吗/带着全宇宙最璀璨的焰火……你知道我不可阻挡吗/上帝，请给我一个证明”。诗人谢颐城归来，归来依然少年。

　　谢颐城小传

　　谢颐城，诗人，学者，1952年4月生于青岛。1977年开始在全国各报刊发表诗作，1980年5月在《上海文学》发表《自然、社会、人》《槐花》等四首，同年10月在《诗刊》发表同题《玻璃花瓶》等四首，在诗坛引起较大反响，并被评论界视为“朦胧诗”始作俑者之一。诗风抒情，富有思辨趣味。1984年，考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八期创作班（即鲁迅文学院），1988年先后毕业于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同年，漓江出版社出版鲁迅文学院第八期毕业作品《五种暧昧》（与伊蕾等5人合集）。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我的蓝皮书》诗集、文集，分上下集。从1981年起，陆续开办现代诗创作讲座多期（每期一学期）。自1986年起，潜心研究古文字数十年，在现代诗艺、古典诗学、美学、哲学、易学、文化史诸领域皆有独到研究。（记者 李 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