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狄马加

　　中国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外来的影响，如今，中国新诗受到了世界的关注。新诗如何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吉狄马加。

　　诗歌的世界性是诗歌离开诗人后创造的奇迹

　　记 者：您的诗歌扎根于彝族的传统，同时也走向了世界。您是如何处理诗歌民族传统与现代性和世界性的关系？

　　吉狄马加：诗歌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实际上是一对既清楚而又含糊的关系，就语言而言，在每一个民族中诗歌都是其语言的“宝石”和“盐巴”，或许从某种意义而言，诗歌的翻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在跨语言中完成诗歌的再创造，这就是所谓翻译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和奇迹。

　　每一个诗人，特别是有着深厚精神文化背景的诗人，传统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就像人置身于他必须呼吸的空气中。但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个地球上，人之所以是人，毫无疑问他们会有许多共同的情感，作为人类还必须承担这个群体许多共同面临的问题，虽然诗歌永远是个体生命的一种折射，它还是诗人面对内心宇宙以及外部无限空间最为独立的表达，但是无论怎样诗歌要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它必须具备一种特质，那就是它能与无数个陌生的心灵在另一个世界找到共鸣，诗歌的世界性其实就是诗歌离开诗人后又一次创造的奇迹。

　　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两种诗歌，一种是写得好的诗歌，另一种就是写得不好的诗歌。但我要说的是，同样也还有两种诗歌，一种是通过努力可以翻译的诗歌，另一种基本上就是不可被翻译的诗歌，这种诗歌从文本的存在来讲，就是其作为母语的读者也很难进入，一些诗评家往往把这类诗称为“天书”。需要强调的是，这个世界有一类诗歌无论在哪一种语言中，都会呈现出它的品质和经典性，比如西班牙诗人费德里科·洛尔加就具备这样的特点，我还在年轻的时候，就把他视为真正的榜样。

　　记 者：您写诗主要受哪些诗人的影响？

　　吉狄马加：这个名单如果写下来会很长，但我可以告诉你，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是第一个深刻影响我诗歌写作的人，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直到今天也受用，那就是对自由、光明和正义的赞颂，对弱者和不幸的人们的同情，诗人不能只面对自己的内心和世俗的生活，他还应该关心大众的生存状况和命运。

　　美国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让我学会了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他的作品是英语诗歌中最忧伤、最朴实而又最精致的代表，但非常遗憾在中国他的诗歌被翻译的篇什不少，但还没有一个有份量高水平的合集出版，我期待着翻译界能有人去完成这项美好而崇高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