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　摄影作品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新诗诞生100年，恰逢“诗歌人间”活动十年大庆。本版自今日起陆续推出系列诗人访谈，倾听这些新时代诗坛风云际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的心声。

　　◎ 深圳特区报记者 杨媚

　　“奖给了灵魂，没有奖给修辞或观念。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世界厌倦了，它只是要生活，要爱，要唱歌，要忧伤……”在美国音乐人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当天，诗人于坚在朋友圈的这段言论被许多人转发。这段话，其实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于坚乃至第三代诗群的创作理念。

　　作为“第三代诗歌”的代表人物，于坚的诗歌写作绵延近40年。在于坚看来，百年新诗未辜负汉语，它使汉语在现代荒原上打下根基。而百年以后的今天，新诗因“无用”、因“彻底孤独”而充满了希望——

　　“这是新诗出现那种完整的诗人、神的诗人的时代。”于坚说。

　　新诗“后退”回语言荒野

　　记者：诗人杨黎前不久在网上发起了关于中国百年诗歌的百人微访谈，几乎所有的受访诗人都对新诗百年历程给予了肯定。你也说，是白话诗的出现让人们重拾对汉语这种古老语言的信心。中国新诗诞生100年来，你认为重要的成就有哪些？

　　于坚：新诗出现在汉语自诞生以来危机最严重的时代，在上世纪初，人们几乎已经失去了对这一古老语言的信任。新诗诗人力挽狂澜，经一百年的努力，诗的神性力量（兴观群怨，迩远，多识）终于转移至现代汉语。新诗丰富，深厚，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存在，对汉语来说，意味着一种复活。

　　我以为百年新诗未辜负汉语，它艰难地接管汉语，使汉语在现代荒原上打下根基。尤其是最近40年，新诗一直在努力使汉语从粗糙的、简单的、暴力的语言重新回到丰富的、常识的语言。

　　记者：你在长文《谈诗的制度》中提到，新诗其实是回到律化以前口传文化的“郑声”，回到最彻底的长短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长久以来认为是诗体解放、语言进步的新诗，在你看来其实是一种“倒退”？

　　于坚：在诗经、楚辞的时代，诗是自由的，怎么写都行。 此后诗被律化，令语言之翼无法抵达许多更精密的精神领域。只有少数伟大的诗人能够突破，比如李白的魅力就在于他是律诗时代的自由体，长短句，古风，如《蜀道》。

　　新诗是语言改良的急先锋，其理想却是后退的，通过白话的言文合一，使诗重获魅力。新诗新就新在它的不确定，不确定正是汉语的本性。所以我说新诗其实是一种“后退”，退回到有形制的诗之前的语言荒野。